不过，也没冷到零下40度啊。穿上件薄棉服，即可大致感受在它凉飕飕气息里裹挟着的热乎乎的较劲与斗趣。
此外，围观如我，还意外看见流行语文向来擅长的小机灵，小聪明。
转眼已是2010。回望2009，如老话所说，流行语文就像“摘不完的棉花，抖不完的芝麻”：是粗鄙是鲜活是浅薄是生猛是众声喧哗，是嘻哈俏皮是卑微自嘲是针砭时弊是宣泄愤慨，热热闹闹一堂全民语文课。
老话说：鸡吃叫，鱼吃跳……流行语文、民间语文既不“叫”，也不“跳”，没劲。
不过，“叫”、“跳”之外，那瓤里千丝万缕也真不会像它大红大绿外皮儿那样直接、直观。它们简单，可细想，一点儿不简单，它们寻常，可琢磨琢磨，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一字】
仿效日本年度汉字评选，内地自2007年起开始由商务印书馆牵头，于每年年底举办有网友参与的年度汉字评选。自2006年至今评选出的年度汉字依次为炒（2006）、涨（2007）、和（2008）。
截至2010年1月底，2009年年度汉字网友提名率遥遥领先者即“被”。
汉字“被”属会意兼形声字，《说文·衣部》说，“被，寝衣，长一身有半，从衣，皮声。”“被”本义为睡觉时盖在身上用来取暖的东西。
与“被”之本义相反，2009公众感知里的“被”所含之意不是“暖被”，而是一床“凉被”，绵延万里，巨大而沉重。
2009年夏，某网站推出“被时代”专题。事实上早在这个专题制作前大半年，以“被”字打头的短语已开始在网络流行。
2008年夏，安徽阜阳斥巨资修建“白宫”、举报者狱中蹊跷死亡后，由“被”+“自杀”组合而成的“被自杀”一词诞生。因事关司法命案，“被自杀”一词自出生之日起，已贴满一身敏感。
这个以“矛盾修辞”方式组合而成的新语词清晰地传递出网友对不断涌现的同类刑事案件满怀疑窦却无从正面质疑畅怀抒发的复杂心态。“被”与“自杀”间的背反与矛盾所呈现的荒诞荒谬正是当下活生生的具象。
2009年7月，大学毕业生自己完全不知情却已在统计数据中完美就业现象成为热议话题，“被就业”一词应运而生，成为“被自杀”诞生后又一最热流行语。
从“被自杀”到“被时代”，时间不足一年。虽未见“被”字辈儿吃花酒办满月席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可“被字辈儿”却几乎每月添丁进口：
从“被墙”、“被和谐”、“被小康”、“被整形”、“被自愿”，到“被捐款”、“被开心”、“被增长”、“被艾滋”、“被痊愈”、“被赞成”、“被代表”，“被家族”兵强马壮。尽管出生在2008，可就大规模繁衍、流行而言，2009大可称之为“被元年”。
现代汉语句式系统中，“被字句”是单独而特别的一类。在标准被字句中，谓语动词通常会是那类动作性较强的及物动词。可在“被时代”，各位“新成员”所呈现的样貌乃至内涵大都是反被字句的被字句。
老话说，疮大疮小，出头就好。有关“被时代”诸多被字句苟且犬儒的指责未免过于理想化。我更愿意提示的，是掩藏在这类施事主体以“如你所知”方式默默呈现的诸多被字句侧身，正有一列列开始觉悟的灵魂踏踏走过……被“被”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然觉悟被“被”，噩梦大醒，毕竟是好。

【三最】
广告法严令禁止滥用“最”字。这一法规细节用意在于，井蛙之见，凭什么敢说“最”？
汉字“最”属会意兼形声字。其语源有二：从“冃”，表冒犯敌人；从“取”，表割取敌人左耳作为考核军功之凭据。依照《说文·冃部》里的解释，“最”字意为“犯而取也，从冃，从取，本义为合计军功为上等”，成语“频战功最”中的“最”，即合此义。
以此而论，以下各“最”仅为叙述之便，与广告法相悖，与“最”本义无关。
最才华：汉字想象
2009年春天，在互联网语境，这类基于创意思维、智力游戏的虚拟汉字快速创造，广为传播，以至于有媒体将其归结为“新造字运动”。有网友则将此类新汉字戏称为“山寨汉字”，山寨吗？是。不过，与山寨速效救心丸比，它更是一种“汉字想象”。
“脑”+“残”组成了“脑残”、“尸”+“石”组成了“石首”、“□”+“观”组成“围观”……这些驰骋想象虚拟而出的汉字内在锋芒与外在怪诞粘在一起，字意饱含慧心、挑衅、绝望、冒犯等丰富意味，暧昧丰盈，性感十足。
是，它们不过是兼具创新意识、才艺展示乃至想象力PK意味的一种小概率事件，可这一文化小趣味在其“虚拟”属性上与互联网文化至为匹配。这种由“反低俗”冲突引发的对所谓“虚拟神兽”的汉字想象并未终止于某个虚拟汉字的物化。而是在将冲突文本化的同时，再度将那冲突的荒诞荒谬提纯，并广而告之。
汉语言文字创建或规范过程中的超语言之力自古至今多来自国家力量，或存废或兴禁它说了算。但当中文进入互联网语境后，如是情形已然改变。
最时尚：推特语文
2009年年底，法新社华盛顿一则报道公布微软搜索引擎必应热词年度盘点结果，“迈克尔·杰克逊”、“Twitter”、“猪流感”成为2009必应三大搜索热词。与这一2009热词颁布时间接近，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从事语言趋势分析和追踪的全球语言研究所也宣布“Twitter”当选2009年度最热词汇。
网友令狐磊以“推特海啸”4字概括2009年MJ辞世所带来的多角震荡。他认为，在2009年，“推特”已为自己赢取“新媒体新天王”位置——MJ逝世新闻最早由推特发布，更多日常事件均以推特为平台抢播、直播、传播。令狐磊断言推特已是“世界上最集中的布告板”。
即时分享，短小精悍，将繁复舆情海量信息装入140个汉字迷你容器，语言伎俩乃至思辩萃取力被提升至前所未有高度。想在一百来个汉字里转述某条新闻、描摹某位红人、宣示某种心态、传播八卦乃至痛扁某件雷人雷事，数字受限的语录体写作成为推特语文必选文本。“最好的演讲如同超短裙，越短越好”……大师林语堂早年比拟演讲语文的话挪来比拟推语文，也合适。
“流氓不分左右，无耻没有底线”（萧鱼）——这12个字是在临摹人世百态？“嘴中少话，心中少事，腹中少食”（太平猴葵）——这12个字是在宣示生活态度？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光阴拾残）——这13个字是在反讽世事？“打算理发了，甩刘海甩得我脖子都崴了”（大we）——这16个字里的那个“崴”算是佯谬修辞？
除了这类智慧荡漾文字舞蹈外，推语文还是一种新生活新意见新舆情细腻卑微的即时刻录。学者、新媒介批评者胡泳将它比拟为“微动力”：“从群体抗争到公民调查，从舆论监督到黑色讽刺，从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到各种明信片和彩色丝带纪念运动……所有这些，无一不反映出2009年中国推友的行动力和影响力。”
老话说，力贵突，智贵猝。如果还允许偷棵菜，权当玫瑰献给2010，我就选推特。作为一种即时信息分享技术，远比其口号“what are you doing”表述丰饶斑斓的是，推语文是信息分享，也是思想聚合，是微力汇聚，也是大爱大情游而行之……
用胡泳的话说，推语文乃至推效应所生成的力量“同以前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的最大的不同是，与其说它是一种伟力或蛮力，不如更恰当地将其命名为‘微动力’”，而正是这种“微动力”，正在有效“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
最便捷：流行句式
2009年7月，贾君鹏事件引发“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语在3天内快速成为流行句式。而“句式流行”也是2009流行语中的一种。
从“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到“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从“信春哥得永生”，到“我们谈爱情时我们谈什么”，从“不推荐不足以平民愤”，到“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烟花”，流行句式在2009年在流行语文、民间语文生产制造传播分享全程中尤为活跃。
在饭局、闲聊、QQ、MSN、Twitter、饭否、围脖里，诸如“我抢的不是沙发是寂寞”、“余秋雨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不要迷恋锅锅也是个杯具”、“当我们谈谷歌时我们谈什么”、“信曾哥不跑调”之类的仿造语云山雾海，此起彼伏。
流行句式方便百搭。与“信春哥得永生”之类洋溢醒目无厘头气息句式稍有差别，“回家吃饭”或“是寂寞”这类句型已身披一件貌似意味深长小马甲。至于那马甲上镶嵌的是寂寞之花还是欢喜之钻是忧伤的盘扣还是欣悦的扣眼，则大可见仁见智随心注解；
流行句式说吃就端。“有山必有路，有墙必有车”的原句型是“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车”吗？也是也不是；“思想上的姚明行动上的郭敬明”的原句型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吗？显然是，可已然不再是。
当海量信息呼啸而来，现成句型就像一只只现成果盘草篮，我们可以往里装凉心败火松花蛋，往里装苏丹红牌咸鸭蛋，也可以往里扔一颗光鲜其外败絮其中的王八蛋。
以流行句型繁殖、刷新流行语的便捷快速之利甚至拉动多种“旧瓶装新酒”式流行语纷至沓来，数不胜数：白一刀说：“如果爱，否则滚”；叶三说：“我的名字叫回头红”；王小峰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狐狸精”；胡淑芬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不让你说话的权利”；大仙说：“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楼——求租光明楼两室一厅”……这些脱胎于旧瓶（句式）中的新酒（新句）果真迷死人。
老话说，供起来是佛，玩起来是泥……以老句式新造流行语，也如是。究竟是佛是泥，要看想焚香供之还是嘻哈耍之。那一个个被迅速改装的流行语就像一面面虚无主义小彩旗，呼啦啦飘扬在信仰真空年代小蓝天下。

【六说】
以年度为单位总结流行语文的主要难度在于甄选之困。尽管将“说”分列为站、跪、醉、醒、顺、呛等，但其生硬刻意一望而知。
按《说文·言部》里的解释：“说，释也。从言、兑”，其本义为“喜悦”。这一本义最常见例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李白乘舟姜育恒，忽闻岸上黄秋生。桃花潭水杨千嬅，不及汪伦宋祖英”……这首由网友东东枪翻写的古诗是在言说怎样心绪？
谜底绝非一个。不过，无论谜底为何，如是言说才华横溢，聪明透顶。

　图/卢强/李伯根
站着说
站，形声字。《广韵·陷部》里说：“站，俗言独立。”本义为两脚着地，身体直立不动……遵循“站”之本义，2009年那些见解独立尊严昂然膝盖笔直之论，即属“站着说”。
【钱乃一味良药，有明目张胆之功效】语出网友拿铁匠。这个句子让我似乎看见作者卑微而笔直地站在来历清晰巨额资产前，双手抱肩，左眼一乜，毫不含糊抖出金钱底牌。
【你看哪一堵墙不在时光中颓废呢】语出作家连岳。连岳这篇名为《有缝的墙》的文字与早年董桥所写《熏香记》近似，是一种罕见的小说体时评。在“墙”里，连岳预言2010年“墙”将成为各类博弈汇聚之所。不过，无墙无缝。而正是那透露出光线与人性的缝隙给人以“翻墙”之猛力。连岳以讴歌有缝有呼吸的大墙，讴歌顺应人性与时光的智慧，自信且睿智。
【你盖过多少床被子也只有一辈子】语出作家大仙。大仙妙用汉字谐音之趣，道出人生无助无奈……与常见文人之喟不同，它是洞悉后的嘻哈，好像拎着半吨悲哀孑孓而行，却还吹着口哨，绝不被比小鸡鸡还短的人生吓趴了。
【旅行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语出网友撕想家。这个句子用到的关键词“腻”也是很多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症候，是信仰倦怠？是人际疲惫？在别人活腻的地方能找到不腻？
跪着说
跪的本义为跪坐，样子为曲腿双膝着地，臀部离开脚后跟，腰前伸，是古人表敬的一种姿势。流行语文中，诸多俏皮话、狠毒话、睿智语与辛酸语、自嘲语、无助语乃至绝望语一并流行，算是2009流行语文很特别的一点。
【小新，虽然你和哆啦A梦一样没有爸爸对待，如同一粒稗子……他的艾滋病生涯，说荒诞剧太轻巧，说悲喜剧太庄重，一粒稗子得到了稗子的命运而已。”
【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语出网友Ares。对于所有天生跪着或被跪着的人群而言，这句子是自我嘲解，也是自我期许。星空在上，人生在途，谁会轻言放弃？
醉着说
《说文·酉部》在解释说“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从酉，从卒。本义为“饮酒适量”，后引申出一个相反词义即“饮酒过量”……无论“适量”还是“过量”，醉语要么掏心窝子，要么豪情万丈掷地有声。在这个意义向度上选择，醉说里有手持红牙板浅斟低唱，也有想落天外脱口而出率性而言。
【我想落入她的臂弯而不是手心】语出作家兰小欢。即或完全不知作者援引故事来由，独立赏析此句，也不难体验汉语神妙——“臂弯”与“手心”近在咫尺，可那“落入”之境之况已然霄壤。有谁愿意落入他人掌心？
【有毛的鸡蛋就叫猕猴桃】语出网友Bearis。这不是教科书百科全书维基百科里的定义，这是被醇香酒精想象之海浸泡过的定义。
【你就挠敏感词的胳肢窝】来自推友c06658的推荐，全句是：“如果敏感词扼住了你的喉咙，你就挠敏感词的胳肢窝”……这个句子的作者未必喝高，但它本身一定是一句酒精含量极高的句子。敏感吗？十分敏感。
【睡觉了，妈的不能再坚持收看快女以降低自己过高的素质了】语出作家宋石男。这个句子的嬉皮笑脸，像是喝多了自信啤酒，不到一打？至少有半打吧？
【千万别惹姓孙的】来自2009流行段子，作者不详。“日前，上海钓鱼式执法惹了孙中界，结果…… 数年前，广州敲诈孙志刚，结果…… 数十年前，苏联人在珍宝岛惹了孙玉国，结果……百年前，清王朝扼杀革新惹了孙中山，结果…… 很久很久以前，玉皇大帝惹了孙悟空，结果…… 所以，千万别惹姓孙的！”
【倒霉是一种永远也不会错过的运气】语出网友当时已脑残。这句子里有些许绝望些许无助些许洞悉些许彻悟些许自嘲些许希冀……像一杯诡谲斑斓鸡尾酒。
醒着说
醒，会意兼形声字，《说文·酉部》说：“醒，醉解也。从酉，星声。星也兼表微明之意。醒本义为酒醒，特指酒后恢复常态。流行语文中的“醒”自是“清醒”之“醒”，可它也可以是“醒目”之“醒”，惊醒之“醒”。
【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语出作家十年砍柴。阐述新书《闲话红楼》创作思想，砍柴说：“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连奴才都做不稳的人，他们只能做暴民。奴才没有自由，那么暴民有吗？除了当炮灰的暴民外，成功的暴民当了主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奴役原来的同道者，建造起属于自己的大观园。从大观园到梁山水泊，便是中国残酷的历史循环。”
【为了卖书有的作者唱起了北国之春】语出记者土摩托：“那地方一点也不像卖文化产品的，倒更像是老北京的天桥，到处都是撂地摊的。为了卖书，有的作者唱起了北国之春，有的作者向观众作揖行礼，连说好几遍‘希望大家喜欢我’”……忙不迭说“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哪里只是卖书的？
【这杯羹养肥了很多人却淹死了这个少年】语出《南都周刊》针对“网瘾少年邓森山之死”专题报道：“治疗网瘾，已经从医学和教育问题，逐渐变成一个消费指向。网瘾少年邓森山之死，可以窥见，以拯救名义存在的训练营背后的血腥与暴利……‘网瘾’这杯羹，养肥了很多人，却淹死了这个少年。”句中那个“羹”字点明了事件“死”，它穿越“服务态度”、“合法办学”、“医学戒网”诸多漂亮幌子，直抵要害。
【生态足迹】语出记者冯永锋环保时评。冯文关键词为“生态足迹”，并包括一组极易被忽略环保语文。在一个八卦大于一切、时尚暴力天下语境中，尚有人焦灼于“生态足迹”、“生态权益”、“生态赤字”、“生态青春”，这提醒本身就像醒酒。
【文学腰封家】语出评家朱白。他将愈演愈烈如“雷”贯耳腰封文字比作“售楼文案”：“中国文人一旦变成某种力量的执行者，就会变得强大而有力，从古时候负责写那些歌颂国泰民安的御用文人，到当年‘文化大革命’时的‘石一歌’，再到今天一批为金钱竞折腰的‘文学腰封家’，他们书写的绝对都是那种具有时代气味的文字”……在朱白之前，大家都没拜读过腰封语文？
【腐败是腐败者的通行证，举报是举报者的墓志铭】语出无名网友。这个句子虽属抽象概括，可像素至少1000万？
顺着说
顺，会意字，《说文·页部》说：“顺，理也。从页，从巛。说文的这一定义实为“顺”的引申义，顺的本义当为依从……不过，语文神妙处是，皮面依从与内心抵触常相距万水千山。这似乎不好理解，可假使不乏中国上网经验，不难理解言说顺逆辩证法。
【成功实现由屁民到粪民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来自记者黄巍俊报道。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有记者问询：“封路该不该提前告知市民？”某官抢答：“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此官随即被网友命名为“拉屎官”。这一封号及上句推论皮面上顺应该官逻辑框架，而其内里却逆向而为，爱憎鲜明。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语出网友风曳。这个短语顺着苦难不可逃离的方向蹒跚前行，然后忽然心生玫瑰，用想象里的祝福自励。
【政治性缺货】语出网友对学者刘瑜新书《民主的细节》一度断货的猜测：“6月份才出版，现在缺货了，搞笑吧？政治性缺货？”这“政治性缺货”假想顺应主流思维模型中泛政治化习惯……你能泛政治化，我为什么不？
【华东五市+乌镇附赠上海倒楼房双飞六日游】语出网友针对上海倒楼事件调戏性想象。既然倒楼现场被网友命名为“卧楼公园”，那就虚拟一下导游词吧：“参观上海倒塌楼房，看世间人情冷暖，看史上最强豆腐渣工程，看官商勾结利欲熏心，看房奴人生百态，看玻璃为啥一块都没碎，这是为什么呢？”
【怎样做一名有建设性的庸医】语出评家稻香蛙针对“应该提倡健康善意的学术书评”一文的评论。稻文顺着主张看似公允平和其实荒唐的原文思路尽情归谬：“设想一下，当某人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医生拿着他的体检报告，赞扬他‘体壮如牛’，大脑、胃、肝、心脏等等都非常健康云云，赞扬了半个小时后，突然简短地告诉这人，他已是肺癌晚期……这样的体检，既有批评，也有肯定，肺癌晚期算什么，也可以有建设性地指出其他部分很健康嘛……庸医很可怕，哪怕他很有建设性。是的，有些书除了某些地方有些微不足道的癌症外，大体上还是很有价值的，大醇小疵。”
【转发就是援手，围观改变中国】前句来自钭江明归纳推友语录，后句来自评家笑蜀时评，我将二者合在一起。“转发”看似水滴，但滴水可穿石；“围观”看似无语，可围观中的每双眼睛或可就是一条真相视频？
戗着说
《玉篇·戈部》里说，“戗”即今“创”的古字，本义为用戈刺伤，后分化出“戗”，表示语言冲突、争执。流行语文中向来不乏豪语、詈语、怨语。不过，在2009年，词语冲突言论辩似尤激烈。
【活生生把一奥黛·丽赫本给打造成了站街妹】语出媒体达人王烁。王烁就联通版iPhone汉化后的操作界面发表观感：“看到‘极其酷炫’的联通版iPhone界面。那些买水货的人都是对的。OMG，联通威武，活生生把一奥黛丽·赫本给打造成了站街妹。”此喻中，作者对联通版iPhone雷人图标设计揶揄还在其次，东指西打的关键是，一个没Wi-Fi的爱疯还有疯的基本硬件？
【加入作协的不是金庸是查良镛】2009年6月，香港作家金庸加入作协成为众议热点。上句出自评家张丽：“媒体、网络上各类说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成语：晚节不保。冷笑两声，不厚道地想，这是惋惜金庸呢，还是恶心作协呢？”张丽联想不绕开金大师，但夹枪带棒，扫到更多层面更多死角。
【领导亲口交代的事一定要办好】来自2009年的“敏感词”话题热议。在这个被虚拟出来的句子中，绿坝会既纠结，也为难。连岳联想：“‘领导亲口交代的事情’这句话是不是要改成‘领导亲嘴交代的事情’？当然或者改成‘领导亲咬代的事情’”？网友夜骸联想一样上蹿下跳：“仅就北京一地而言，新街口交警、菜市口交警、交道口交警、四道口交警、五道口交警、六道口交警、赵公口交警、珠市口交警、灯市口交警、学四口交警、磁器口交警、南口交警、蒋宅口交警都将被绿坝娘灭口？”
【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说舌头上套个杜蕾斯】语出作家刘原专栏文章《做一名小心翼翼的炮兵》：“我年轻时是口无遮拦的，毕业后当了两年秘书，体察江湖险恶，方学会沉默。做秘书这行，丝毫不需要巧舌如簧，只需要你像聋哑人一样，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说，舌头上套个杜蕾斯……”刘原的戗话是气话，有想象力，无操作性。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第八十二届）将在３月７日举行。奥斯卡的电视转播，近年来观众一直在减少，主办机构很是头痛。正好稳渡经济危机的中国声势上 升，他们就把眼睛向东一望：嗯，中国电影的金鸡奖经常下双黄蛋？这主意好，老美从善如流，将奥斯卡提名影片从五部增为十部。不过今年还是只发一个小金人； 如果挽不回观众人数，明年的最佳影片大奖，或许要闹双胞。
珍爱的黑暗生活

　　多了五部电影，难免有种种议论，“这部电影本来不会有资格的”，等等。不过，争得最激烈的，还不是那些被人认为只提名五部就会丧失资格的动画片等，而是按提名数（六项）和重要性正好排在第五的《珍爱人生》（Precious）。

　　这部�庭的学生，将心中的痛苦写出来，从而得到心理上的释放，然后可以打开心胸接受课程知识。珍爱刚进校时，蓝雨给她看一幅画着海滩帆船的图，下面写着 A day on the shore ——这么简单的句子，珍爱念不出来，还把比较书面的 shore，念成了口语里更常用的 beach。不过，珍爱似乎真的有点文学才能，在蓝雨的关照下，渐渐地，她也能写完整段落了。但是，那么黑暗的家中秘密，她能写吗？

　　《珍爱》在去年１１月美国上映之前，参加了圣丹斯、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等一连串的电影节活动，屡得奖项和好评。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后，观众起立，鼓掌达十五分钟之久。

　　只是这部电影实在太黑暗了。老农一向很烦某些黑人的感情容易被伤害，这回也感到受不了。电影结尾，珍爱母亲所坦白的家庭秘密，甚至比珍爱已经知道的更黑暗。

　　本月５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位黑兄的抱怨（好像都是男人在抗议）。他说，在这类讨好白人的电影里，White characters are always portrayed as caring. [They are] there to help. … Problems that members of the black underclass encounter are a result of their culture, their lack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老农通常把这类“小人求诸人”的言论当垃圾，咱相信孔老爷爷讲的“君子求诸己”。但这次对黑兄有点同情。珍爱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被母亲赶出门。她暂时住在 蓝雨家里。蓝雨两口子对她和孩子的关爱，唤回了珍爱的母性。她对蓝雨说，她要留着这个孩子，虽然蓝雨劝珍爱把孩子送出去，便于完成学业。随后，珍爱在与母 亲最后会谈前，脱下大红围巾，戴在一直由珍爱外祖母带着的大女儿颈子上——珍爱终于学会表达温柔的感情了。但蓝雨两口子还是同性恋啊！白脸相的同性家庭让 �s//article.asp?articleid=2204 1.热爱是做好一桩事情的前提。不热爱，别瞎扯。中国人热爱足球吗？先问问什么叫热爱。绝大多数人不踢足球，只作壁上观，甚至是通过电视，这也能算热爱？确凿地说这叫移情。不热爱，不亲历，却希望腾飞，只能是“做梦娶媳妇”，一定娶不到的。如果梦游还要慷慨激昂、豪言壮语，那叫撒臆症。我们现在的首要问题不是能否娶到媳妇，而是从梦游中醒来，明白梦游者不配娶妇。

2.国人为什么不踢球？主要责任在政府。因为没有足够的场地，政府没有建立法规，没有促进、监督每所中小学有一块达标的操场。社会上，我们有多如牛毛的星级酒店、宾馆、高尔夫球场，但是没有足够供人使用的足球场，这反映我们的社会在资源分配上的价值观，反映我们对足球的根本态度。判断态度要看你做，而不是听你说。

3.奥运结束了，应该反思我们的举国体制和金牌体育了。将奥运体育与大众体育的管理放在一个部门中，必然重视奥运体育，轻视大众体育，因为前者是硬指标，和政绩联系明显。所以必须将二者分离。将现在的体育总局改为奥运局，只抓奥运金牌。当然要限定和透明其资金。

4.三种体育从体育总局（我们设想的奥运局）脱钩。一、大众体育。二、有潜力进入市场的竞技比赛项目。三、不可能拿到奥运奖牌的竞技体育项目。凡具备上述性质之一，便脱离体育总局。足球和篮球兼备上述第二、三两项性质，从此不由体育总局来领导和管理，将之下放民间。

5.由现在的中超和甲级足球俱乐部组建俱乐部大联盟，联盟是联赛的全权组织、管理者。长期的经验证明，足协管理联赛不称职。足协不仅要管的没有管好，还平添了“寻租”与干预市场开发两项负功能。俱乐部为了自身的利益，有行贿裁判等营私舞弊的行为。在俱乐部与足协的管理与被管理的斗法中，足协往往失败，因为它并不深通一切勾当，无力监管俱乐部。俱乐部联盟在管理能力上有望超过足协。因为联盟及其规则是俱乐部间谈判、争议、妥协的产物。俱乐部洞悉彼此的勾当和把戏，从他们的相互制衡中有望产生严格、有效的规章和裁判制度，并且他们最善于发现问题，可望及时更新和完善制度。

6.体育总局中保留极度精简的足协，设专职人员三名。他们的全部工作是：联系国际足联、亚洲足联，同俱乐部联盟订立配合国家队组队、训练和比赛的合同，定期产生一个评选主教练的班子，并赖此产生国家队主教练。监督主教练组建国家队，在合同范围内训练、参赛。一句话，足协的全部工作是国家队。准确地说，是执行程序周期性地产生主教练，协调国家队的正式赛事，而不过问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本身。

7.目前的中国足球兼备两种性质。一方面具有市场潜力，2009年球市在回升——外援名额的增加拉平了各队水平促进了夺冠悬念，降级名额的增加提升了降级的悬念，特别是社会上追求刺激的新生群体在膨胀，这三者合力提升了球市。如果不是人为导致门槛过高，民营企业中将不乏热心足球产业的公司。另一方面中国足球是劣质产品，价高质低，假冒伪劣，欺诈不实。鉴于此种合二而一的性质，要下决心制定法规，将足球交给市场，抛给民营企业。他们能搞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杜绝各级政府机构以任何形式注入资金。国企也必须从职业俱乐部退出。因为政府与国企没有权利将纳税人的钱财注入到这一欺诈不实的风险之地。长期以来，中国的足球联赛一直是伪职业联赛，其实质原因在于俱乐部不是依赖市场生存，而是依赖体育局和国企“烧钱”。有钱可骗，俱乐部就不会挖掘市场的潜力，球员就不会专心于球技，球员的工资就必然是荒诞不经。民进国退，才能将俱乐部真正打入市场，才能让俱乐部和球员认清自己的真实位置，励精务实。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足球水准和球市热度的下跌不介意，听之任之。我们必须停止烧钱和骗钱，停止绑架纳税人，停止俱乐部和球员的欺诈和赌博。一切从诚实的原点起步。

8.万亿元的赌球黑市曝光，应该让政府猛醒。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赌博欲望，这是任何人都难以改变的事实。它当然不是什么高尚的事情，但是它也不是怪力乱神、洪水猛兽。它是某种人性，人的某种需求。你承认它也存在，不承认它也存在。公开比隐蔽好，合法比非法好，最好的办法是政府接过来，开辟形形色色的正规赌场，包括经营各色足球赌盘。这是使赌博规范化，杜绝资金大笔外流的最佳手段。从足球赌场中拿出一小部分收益，就支持了国家队的开销，即俱乐部不需要再向足协上交利润，俱乐部开发出来的市场利润完全属于自己。乃至可以讨论，如果赌场收益很大，是否可以小部分利润给予俱乐部，因为这利润毕竟与足球相关。

9.聚集和宣泄，是足球场存在的根据。这里不是音乐厅，不是美术馆。不要痴心梦想拥有一个火爆而又文明的球场。不要怕什么脏话京骂。惟一的底线是，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暴力，从打斗到扔掷水瓶。给球迷足够的空间，给球场足够的自由，给俱乐部足够的开发空间。

10.综上所述，是滥用权力，滥用纳税人的钱财，造就了中国足球的伪职业化、伪市场化。我们对症提出了激进的放权思路，将足球彻底地推给民营和市场。我们的思路不是不要管理，里面恰恰包含着管理，它体现于三堵“防火墙”。其一，政府、国企的钱财不准注入，这才可能杜绝腐败，找回诚实。民营企业家会看住自己的钱包，他们之间的制衡是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其二，必须一方面让赌场合法化，另一方面建立严格限制、监督职业足球从业者涉足赌博的防火墙。监督要落实到细节，要么你别从业，从业就要遵从监督。赌场浮出水面才利于防火墙的建立。其三，球场没有多条限制，只此一条——杜绝暴力，由武警来完成，其他概不干预。在暴力防火墙之外，任由球迷们狂欢。

当然，感动之外还有心酸。为什么她一定会冻伤脚，得准备几双袜子备换？这显然不应是她的“特权”。我知道新西兰的屠夫闲时可以去打高尔夫，英国的砖瓦工可以一边戴耳机听音乐一边干活。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逍遥无忧。显然，咱不能跟人家比，咱还不发达！但是最起码的保障得有吧，从头到脚的一套防水工作服难吗？

有时候，一些感人事迹无非是在放大政府职能的缺失。比如，当看到“某市困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这类报道时，我总会皱眉头：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也值得报？我可不要这种掺杂着心酸的感动！

（作者为江苏淮安籍高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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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颜色，它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客观的感知描述，而是还涵带了一套价值意蕴。前几年赵本山誓言要把不忌腥膻的东北二人转改造成“绿色二人转”，削去它的民间土气，砍断它那黄得发棕的老传统，将其改造成能登大雅之堂的健康表演。为什么他要用“绿色”来形容他心中十分高雅十分清洁的新型二人转呢？自然是因为绿色在环保风潮的普及和异变下，已经被等同于健康的颜色了。绿色代表健康，所以老幼皆宜的二人转叫做绿色二人转，只上健康网站的举动叫做绿色上网，帮助大家只上健康网站的工具则是“绿坝”。最早把绿色挪用为环保代表色的先知，要是知道中国人能够把绿色延伸到这么宽广的地步，肯定也要惊叹我们创造段子的功力。

被人叫做红段子的那些段子其实也可以成为绿段子，因为它们的内容都很符合我们对健康的想象。举个例子：欣赏是一种给予、一种馨香、一种鼓励、一种温暖、一种沟通与理解、一种信赖与祝福。用心欣赏生活，你会觉得更有乐趣！（抄自“笑疯短信网”之红段子经典短信系列），可见这则段子大概也算红段子中的精品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会把它们归纳进红段子呢？

须知红色是新中国的国色，接续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源流，又展现了中国民间喜庆吉祥的意愿；恰逢当前“盛世”一说盛行，民族主义情绪昂扬，于是这红色就红得分外热烈分外雄壮了。可是当政府和商界大力推动红段子，将原本不算太红的段子也一一染上红色之后，这里就会出现一种奇异的心理效果了。那就是无条件地在国家、官方和所谓的健康与道德之间拉上了联系，使段子的作者、读者以及短信段子的用户都不自觉地以为红色、政府、国家、健康和道德，是同一个范畴的事物。简单地讲，他们都是“正面的”。相反地，那些政府不鼓动、不支持、几乎全是民间自发创造，总是围绕着情妇、官员养情妇、一群官员共养情妇等主题的又黄又黑的段子，就都很消极很“负面”了。日后若有学者拿王蒙那句段子当真，以段子解说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恐怕会很惊讶地发现：怎么我们的官方都这么地道德健康，老百姓都那么地无耻下流。

颜色一致之外，所谓的红段子兴许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兴趣点。他们的意义是不含混的，往往直接而坦白地追求某种价值的表达，例如，生命在于运动，干劲在于调动，爱情在于心动，友谊在于走动，创新在于变动，理解在于互动，资金在于流动，成就在于行动。它们和政治语言非常相似，常常不厌其烦地堆砌所谓的正面词语，而且那些词语的组合方式也是固定甚至僵硬的，容不下多少另类解读的空间。

妙的是这类语言如此固执地持守意义的明晰，但它们却又是最空洞最令人费解的语言。西方评论家时常取笑他们的政客，说他们动不动就来一句“可持续”，于是“可持续的教育”、“可持续的社会”，甚至“可持续的军队”纷纷出炉，但没人能听得懂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样地，什么叫做“欣赏是一种馨香”呢？就算“创新在于变动”表面看起来这么清晰，但我们仍然会感到它不易理解，因为创新本该包含变动的意思，如此的同义反复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坦白说，红段子和一般段子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和政治语言一样僵硬陈套，表面直白实质苍白；后者则一样热闹奔放，意蕴繁杂。极而言之，红段子根本不是段子，因为它们不好笑，即便有心搞笑也很难笑，即便用上了诸多“欢笑”之类的字眼，它还是没法让人笑得出来。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谢麟振近日也说了一番和王蒙很相似的话：“古有唐诗三百首，今有短信红段子”，但他是认真的，丝毫没有调侃的意思，结果这话就真的变得很可笑（而非好笑）了；他居然真的以为“生命在于运动”比得上唐诗三百首。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 正方：央视的身份是国家电视台，春晚本质上也不是一个商业节目，官方甚至赋予了其一定的政治、社会意义。在节目中这样植入广告，实在掉了国家电视台的份。我们能够想象得出，全国的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领导人亲自打着天堂伞视察汛情”，“××劳模工作之余最喜欢来杯红星二锅头”……？如此一来，媒体的职业操守距离全面崩溃也就不远了。央视去年自己报道的百度竞价排名殷鉴在前，自己现在却弄得一身骚。

◇ 反方：毕竟，春晚是一台节目，不是“新闻”，没有那么高的职业道德要求。节目制作有自己的商业规律。春晚这样的节目成本、开销都很大，利用现有资源招商引资，既给观众献上一台热闹的节目，又能有好的经济效益，不是两全其美的事？而且，央视虽然是国家电视台，但照样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广告植入的方式太拙劣，那是水平问题，何必非要提到职业伦理的层次，上纲上线。

◆ 正方：为什么广告时间的广告，民众只是抱怨其多、滥，而没上纲上线？媒体的基本要求是内容与经营分离，春晚的广告植入明知故犯，且有胁迫观众观看之嫌，所以可恶，至少其他的广告时间，观众还可以选择换台不看。央视一方面是国家电视台，必须保证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客观、中立，一方面却有借行政性垄断，干着最商业化的勾当，难怪民间的非议多多。在发达国家，对于国家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的商业广告可是有着诸多限制的。

◇ 反方：但国外也不鲜见公共电视台通过商业化方式运作的例子。央视在传达国家政策，为民众提供公共电视服务方面，已尽到公共电视台的责任。央视追逐利润更加合理，春晚广告植入属于商业化操作的一个环节，可能不成熟，但也不是什么大罪过。

◆ 正方：如果央视真的把其商业收入来为公众谋福利也罢了，可央视明显有利用权力获取公共资源和公共信用之后，通过垄断打压其他电视台的嫌疑，全国春晚一台戏，地方必须用一个频道转播，央视赚六七个亿。看不到丝毫竞争，与其说这是市场化，倒不如说是权力寻租。作为国家级公共电视台，央视最不济也公开一下春晚的收支，让全国民众瞧上一瞧。

◇ 反方：公共电视台也好，商业电视台也好，央视的行政地位与自我定位出现偏差，究其根源，责任并不全在央视自身，只要央视身上的公权力光环闪耀一天，找上门来的广告商家就仍然会络绎不绝。与其把矛头指向央视，不如深思一下这个悖论产生背后的体制根源，或许能让央视痛痛快快地撇清这许多是非，走上权责清晰的公共电视台之路。

【点评者说】媒体者，天下之公器也，利用本该属于公众所有的资源牟取私利，不但无限逼近职业道德操守崩盘的底线，也是对公众利益的严重侵蚀。央视的过失，并非只是单纯对商业的妥协，更是长久以来漠视公众权利的后果，央视借助行政资源得来的公信力，如果不能用来保证用在服务公众的正确途径上，迟早有一天会随着“广告门”、“侵权门”之类的许多“门”而挥霍殆尽。

2009年2月，张艺谋在北京参加2008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他获得体坛风云人物评委会大奖，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两次登台领奖，他已经被看成北京奥运会的代言人　图/晓晨

张艺谋在《活着》片场。在李劼看来，张艺谋拍大片是无奈，也是必然：“《活着》的遭禁使张艺谋面临如何活着的问题，最后张艺谋选择了谢晋的团团作揖，为了他的电影事业能够继续活着。”　图/CFP
朱元璋式的传奇
张艺谋是用来推翻“谢晋模式”的“武器”，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
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扭曲。
1978年9月，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已经入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李劼总结说。
1988年2月23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消息传回中国，被认为是“为国争光”，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风向就开始变了。1988年5月起，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
5月5日，《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10日，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为“辱华”。
此后，《文汇报》同时刊登了批评和肯定《红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桦是支持者之一：“‘红’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民风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传统性很强，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
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如果一部影片在国外获了奖，我们反而太敏感，很警惕，总认为外国人搞了什么鬼，以致于原来自己认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说好了，这难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吗？”
“谨小慎微”的张艺谋对批评尤其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混混噩噩，缺乏崇高感’。”
其实不光是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被批评“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

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一个都不能 少》，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高调退出戛纳，这是张艺谋和原来知识分子彻底决裂的转折点。片尾张艺 谋给代课教师和她寻找的孩子们加上了光明的未来，但谁也没想到，2009年，全国有近45万代课教师要被清退　图/新画面
丢中国人的脸
对张艺谋的批判是从《菊豆》开始加剧的。
那时候拍电影基本上赚不了什么钱，《菊豆》剧组里，从张艺谋到巩俐、李保田，一天只有10块钱补助。拍了几个月的戏，巩俐挣的片酬都交给了她当时所属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然后领每月100多元的工资。
但《菊豆》让张艺谋从摄影师真正变成导演：“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菊豆》之前我拍电影不太重视调动演员，挖掘人物内心，更注重的是电影的整体风格、造型和视觉冲击力。”
1990年，张艺谋带着《菊豆》报名参赛戛纳电影节，但由于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政治偏见，中国电影也受到了“歧视”：《菊豆》被安排在电影节最后一天放映，在政治上开放的东欧电影，则得到了戛纳的特别重视。
对《菊豆》的批评散见于报端，指责的关键词是“窥阴癖”。但在中国官方这里，并没有“歧视”《菊豆》，当年《菊豆》成为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第一部中国电影。
大批张艺谋“揭露中国阴暗面”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
有华侨写信给媒体：“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可以说，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张艺谋回忆说。
《大红灯笼高高挂》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拿到了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一面是国外的推崇和赞美，另一面是国内的批评。
朱大可发表文章说：“《大红灯笼高高挂》‘为洋人而写’的意向更为明确——大红灯笼不再是喜气的，而毋宁说是专制和淫邪的。这种在西方观众窥视和有意制造的被看的‘东方奇观’中，张艺谋日渐明确自己的电影观众不再是中国市民，而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评委。”
张艺谋被定性为“出卖民族、出卖中国人，以取悦外国评委及观众”。
对这些指责，张艺谋公开进行了驳斥：“国际影展的评委来自六至八个以上的国家，他们不可能一致要以丢中国的丑为目标。”
很难确定当年是否真有国外媒体，从张艺谋的电影来“透视”中国的“落后”和“愚昧”，有案可查的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教授尼克·布朗，2005年发表在《当代电影》上的《论西方的中国电影批评》：“张艺谋的电影当然展示了一些来自中国过去的场景，包括它的建筑、虚构的人物和习俗，以此作为它电影化表现的一部分……在默片时代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特别欣赏美国西部类型片粗犷的异国风情。”
尼克·布朗也试图“猜测”中国评论的恼怒：“我怀疑张艺谋在1980年代后期的问题，不在于他‘发明’了关于中国生活方式的细节或者暴露了某些人认为应该隐藏的中国阴暗面……他明目张胆地表现被性欲所裹挟的女性形象，将传统美德抛到一边……张艺谋的这种亵渎性的展示，将中国女性妓女化了，是为了满足世界窥淫的眼睛。传统的中国为此丢尽了脸面。”
给张艺谋一个说法
“我觉得《活着》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那么厚重的题材举重若轻地拍出来，可惜当年被禁了。如果《活着》当年放了，获得很高的票房的话，我觉得可能中国电影将会走另外一种更好更健康的模式。”韩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2年，张艺谋开拍与中国社会现实很近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这个电影是我的补课，以前的电影缺少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这次我要把精力和目标集中在人物的刻画上。”
在张艺谋原来的构想中，由香港银都机构投资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生活喜剧。但在开拍前，张艺谋把它改变成一部纪实风格强烈的电影，原因是：“秋菊一次次进城打官司，按照常规方法拍只是一个传统故事，没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和效果。”
巩俐扮演的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为受村长欺负的丈夫层层上访，讨个说法，她操着一口陕西方言，一边吃饭一边用袖子擦嘴巴和鼻子。《秋菊打官司》获得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巩俐也获得了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
1993年，电影局为张艺谋、巩俐举行了一个庆功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该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电影中的“上级（法院）”给了秋菊一个说法，电影局也给了张艺谋一个说法，当年也形成张艺谋电影热。
按照张艺谋的工作计划，《秋菊打官司》之后该拍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但男主角姜文准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张艺谋只得放弃。
张艺谋最终决定开拍的是余华的《活着》。
“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在所有的家庭的潜意识中，就是‘活着’两个字，包括我自己在内……听领导的，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没有任何想法。”张艺谋曾这样谈《活着》。
《活着》至今被普遍认为是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人道精神奖；全美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
“《活着》可能是张艺谋最具历史批判意识的杰作，以极其朴素的细节抵达了欲说还休、欲哭无泪的审美境界，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影片的画面，全都本色本相，却让人为之动容。张艺谋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夸张，到了《活着》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李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活着》和田壮壮的讲述“文革”题材的《蓝风筝》一样，没能在国内公映，张艺谋还遭到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

给雅各布的那封信
“《活着》一直没上映，作为一个导演，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这情况。”张艺谋意识到“不能再找敏感题材”。
张艺谋开拍的是巴金儿子李晓的小说《帮规》，题材跟政治无关，离现代社会距离也很远。《帮规》后来改名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一个彻底的黑帮片。
影片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之作，但很少有人去责怪他——因为《活着》，张艺谋的大师地位已经毋庸置疑。
大家对张艺谋的“宽容”一直延续到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讲述的是偏远地区的一位13岁代课女教师魏敏芝，历经千辛万苦找回学生的故事。影片结尾，张艺谋用字幕虚构了这些孩子的命运：魏敏芝寻找学生的行为被电视台报道后，学生终于被找到了，电视台派专车送他们回村，社会各界捐赠的一卡车学习用品也送到了那所学校。
对这个光明的尾巴，有评论者提出异议，认为是在粉饰现实。张艺谋认为这就应该是这些孩子的命运——现实是，2009年，全国有近45万代课教师要被清退。
张艺谋一如既往将影片送去戛纳电影节参赛，谁知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一个也不能少》，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
4月18日，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了《给雅各布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准备撤下先后送去的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我不能接受的是，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事隔多年，张伟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我们听说雅各布对《一个都不能少》的意见后，我们曾努力做过工作，张艺谋致函说明情况，并没有消除雅各布对影片的政治评价。另一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才送去参赛。”结果最后雅各布表示“非常喜欢《我的父亲母亲》”，并希望张艺谋撤出《一个都不能少》，“后来张艺谋非常气愤，这才公开正式声明将两部影片同时撤出。”
张艺谋的公开信成了新闻上了中央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刊发评论：“曾屡获国际大奖的张艺谋对戛纳说‘不’，是中国电影人公开对某些西方人‘意识形态偏执’的公开挑战和明确回应。”
从《活着》被禁，到“雅各布事件”，这样陡然的转折，彻底激怒了对他一直充满同情或期待的知识分子。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把这起事件看做是“张艺谋的退场秀”：“雅各布哪里能读懂自己手上的那封信，那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张艺谋要用这封信把自己‘后殖民主义文化’、‘表现丑陋和落后’的骂名和恶名声洗刷干净……现在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
作家王朔直接把张艺谋定义为投机分子：“张艺谋多次讲《一个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是‘反璞归真’，他的严肃和正经劲儿使人不得不相信他这样讲的诚意，假若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这之前的另一个流言了：他过去影片中的态度都是别人教的，是潮流的产物。进而得出结论：他一直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事实上，为打击盗版，当时国家版权局的确为《一个都不能少》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
“公开信事件”后，退出戛纳电影节的张艺谋将两部影片送去了另外两个电影节——《一个都不能少》摘取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我的父亲母亲》拿到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当《一个都不能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时，张艺谋站在大厅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拍电影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原因，外国人选择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电影这是文化的偏差。我把电影从戛纳撤回这事很正常，我是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法表达我的观点。”
“如果只是抗议戛纳不接受他的电影，我想不用写公开信。张艺谋这么写，成了民族英雄了，那些原来反对《红高粱》的人会欢迎他这么做，这也是他成为主流的一个转折点吧。没有这一步，他在‘印象’这里、‘印象’那里，挣政府那么多钱。这是张艺谋彻底商业化的政治棋，不然他怎么可能导演奥运？”洪晃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分析当年的“公开信事件”。
人民大会堂和安检门
其时的电影界已经是“票房为王”。
1997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以400万投资换回3000多万票房，从此确立了“贺岁档”概念。
1998年6部贺岁片的总票房，敌不过冯小刚的一部《不见不散》。冯小刚一枝独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2001年。
2001年是张艺谋最困难的一年。李安靠武侠片《卧虎藏龙》异军突起，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提名和1.28亿美元票房，最后获得4项奥斯卡奖，成为第一个在奥斯卡获奖的华人导演。
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公映，票房只有500万。张艺谋被称作“票房毒药”和“江郎才尽”，口碑与票房都跌到谷底。
这一年张艺谋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拍摄《英雄》。
《卧虎藏龙》的投资方江志强看了《英雄》的剧本后很满意，帮张伟平联系了海外的投资商。“国外的金融机构很专业，从导演、剧本、演员分别进行评估，张艺谋的影响力加《英雄》剧本的商业性，再加李连杰在北美市场的票房价值，它认为这三千万美元收回没有问题，资金很快就到我们账上了。”张伟平回忆说。
《英雄》来势汹汹，作为内地投资过亿的电影，它在拍摄时就受到了媒体大量关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没人想到它还有非比寻常的“优待”：这是第一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礼的商业片；参加首映的，无论是电影官员，还是院线经理、媒体和评论家，无一例外地要通过安检门的检查，并交出手机、相机等物品。
《英雄》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厅内高挂“为中国电影加油、为出征奥斯卡助威”的大横幅。
在发布会上，一位男记者问张艺谋：“《英雄》这部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和大明星以外，你还有什么？”
第二天《北京青年报》刊发了记者的观后感，批评“张艺谋对场面的调度像调度团体操”。
这些“观后感”并没有阻止《英雄》的成功：靠着初剪的片花，欧美的电影版权就卖了2000万美金；安检成功制止了盗版，内地音像版权拍卖出了1780万元的天价；最后《英雄》的内地票房2.5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1.77亿美元，2004年在美国上映连续两周票房冠军。
伴随惊人的票房，是对《英雄》惊人的批评：有人从其首映礼和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背后看到了“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
这些批评一是针对影片本身的美学和意识形态，二是针对影片对电影资源的“霸占”。
陈凯歌说：“我不喜欢《英雄》的主题。我也拍过‘刺秦’，可是我们拍摄的结局截然相反。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
2002年《英雄》全球公映后，张艺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谈及舆论的批评声音：“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空间已经是有限的，让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
虽然张艺谋一直否认运用官方力量及政府资源，但人们还是在电影之外寻找答案——张艺谋最终被确定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据《扬子晚报》报道，张艺谋的城市宣传片即“印象”系列，两年赚了8700万，这项收入还在不停地增加。
堵不住的嘴
张艺谋已经顾不得打嘴仗了，他拍了第二部中国式大片《十面埋伏》，再次迎来了批评。
由于媒体对《十面埋伏》的负面评价过多，2004年，国家电影局召开媒体见面会，呼吁大家“以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国产电影，给国产电影提供一个好的舆论环境”——电影局是从中国电影产业角度来看张艺谋的。为保证《十面埋伏》上映，电影局甚至发文推迟进口大片的上映，官方解释是：“扶持国产大片是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抵抗外来的文化侵略。”
2004年11月，北京《艺术评论》杂志召开了一个“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会议瞄准张艺谋“集体开火”，开列了张艺谋的“六宗罪”，罪状包括“.追逐名利、失去灵魂”，“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有文化恋尸癖”，“提高电影发行门槛，不利于国产电影发展”。
《十面埋伏》后，张艺谋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和电影圈的人士来往，也不在文艺圈的公开场合亮相。大多数时候，张艺谋躲到了新画面身后，把发言权干脆交给了张伟平。
与此同时，在一部分人看来，张艺谋越来越“得宠”。
为表彰张艺谋电影对国产电影票房的突出贡献，电影局主办的“华表奖”给《英雄》发了3项大奖：“优秀对外合拍片奖”、“合作拍摄荣誉奖”和“特殊贡献奖”，后两项奖甚至是专门为《英雄》设立的。《十面埋伏》之后，张伟平不用再找香港银都机构和有合拍权的国营电影厂了，新画面获得了电影局颁发的“合资拍片许可证”和“独立发行影片许可证”。
虽然《十面埋伏》票房不如《英雄》，但张艺谋电影对商业大片的转型得到了想打造“中国文化航空母舰”的政府和想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的投资商及电影院线的全力支持。《英雄》、《十面埋伏》和之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的3部大片都被送去奥斯卡，代表中国角逐最佳外语片。
“当时好多文化精英都认为《英雄》、《十面埋伏》不对、不好，但它其实是非常成功的，让大都市的观众在视觉上看到的一个奇观，这是看碟的中国观众所享受不到的，这些观众开始成为电影院的观众，从此中国大片的时代就开始了，这是张艺谋对中国电影的一个重大贡献。”张颐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十面埋伏》后，张艺谋为高仓健度身定做一部文艺片《千里走单骑》。“我们为什么拍这部片？就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别人不是说我们拍商业大片堕落了吗，就拍部文艺片。几千万堵一把嘴，中国有几个导演付得起这种堵嘴的代价？”张伟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堵嘴之后的下一部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时的张艺谋成了一个奇特的电影现象：一边是政府、投资商、院线经理的拥抱和不断刷新纪录的票房；一边是评论家及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
解玺璋毫不留情地批评：“‘黄金甲’把张艺谋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想像发挥到了极致，代表作就是开满银幕的金黄的菊花。支持他们这种想象的，更多的还是对于权力恐惧中夹杂着崇拜的复杂心理。这是人格被权力异化和扭曲的一种表征。”
发泄在张艺谋身上？
批评不能阻止张艺谋成为“中国符号”代言人。
何振梁在他的《北京申奥日记》里写道：“关于谁来拍申奥宣传片，奥申委领导认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批能和国际接轨的专业人士能够担纲此重任，建议考虑从国内导演中来挑选。我们经过调研，建议请张艺谋做申奥电视片导演，因为他的画面在国内当属一流，而画面是可以不通过语言来感染人的。”
在奥运会申办成功后，2003年，张艺谋应奥组委邀请，再拍宣传片《中国印——舞动的北京》，获得了2004年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最佳影片大奖，获奖理由是“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艺术完美结合”。
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中国8分钟》也顺理成章地交给了张艺谋。
“8分钟”在中国持续引发了批评的浪潮，反对声之强大，以至于原本“顺理成章”执导奥运会开幕式的人选张艺谋，要和李安、陈凯歌、崔健等一起走竞标的程序。
“从雅典回国，我听到的是一片骂声，多少知识分子都说千万不要交给张艺谋，张艺谋会把咱们的国家形象弄完蛋的，他们甚至在很多次重要会议，包括‘两会’上，拿着这个‘8分钟’声讨我。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候也挺高，最后惊动了上层，上头才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据我所知，如果没有对这‘8分钟’的声讨，领导在指定总导演上会很干脆，不需要用一年多时间在全世界搞这样的竞标程序。”
开幕式结束的那天，因为担心央视的解说方式导致老百姓的不满，张艺谋一直很郁闷：“我当时感觉就是‘完了’，我一直在现场指挥，没看到转播。大家都说很好很好，我觉得人家都在安慰我。”
第二天早上，张艺谋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让工作人员上网看观众反映，看到网上绝大多数人都在说好，张艺谋还在怀疑：“我觉得可能是新闻管制吧，一直到8月11日，网上的评价大部分都说不错，我才相信是真的。”
但奥运会开幕式并不像张艺谋想象的那么好评如潮。艺术家艾未未接受采访时曾说：“开幕式林妙可假唱和焰火大脚印是电脑制作公然做假欺骗全世界的观众。张艺谋崇尚权力，就是一个投机者，一个完全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最基本的艺术职业工作者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人的基本尊重。”
人们把对“举国体制”的不满，都发泄在了张艺谋身上。四川学者冉云飞在回应他对张艺谋的批评时承认，他对张艺谋开幕式的批评也包含了对奥运会拨款不透明不民主和开幕式中央台解说方式的批评：“所有奥运的举办过程中对于我们生活权利的损伤，都值得我们批评。首先办奥运花纳税人的钱，有无公开，有无论证，有无征求纳税人之同意？”
拍贺岁片怎么了？
奥运会节目忙了三年，张艺谋和奥运会班底又被任命制作“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文艺庆典”。
几年没拍电影的张艺谋，兴致勃勃地买下了《山楂树之恋》，又在筹备《金陵十二钗》，最后决定先拍一部简单的《三枪拍案惊奇》。
在影片上映前，他一反常态，选择了频繁与媒体接触，接触的同时也在打预防针：别把他的复出当回事，他就是忙完了要拍部电影而已。
但媒体不约而同发现，张艺谋一直穿着奥运会开幕式导演组的外套。
在“三枪”上映第二天，央视《新闻联播》对它的票房进行报道：“由张艺谋执导的贺岁影片《三枪拍案惊奇》昨天在全国上映，首日票房达到2100万，创国产影片历史新高。”
但影片不出所料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打击。
洪晃对张艺谋“三枪”的批评甚至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张艺谋用一个拼盘式的小品来锻造自己的贺岁大片，这是一个创作人员‘诚意’的问题，如果只知道赚钱，而失去真诚，那就是一个人品的问题。”
在全国巡回宣传时，张艺谋会戴着口罩和墨镜，到电影院观察现场观众的反应。让张艺谋不服的是，每场观众都在笑：“媒体提起张艺谋就是那个拍文艺片的大师，觉得奥运会后张艺谋拍商业片有点失身份。我不拿自己当大师，拍个贺岁片怎么了？
“我们的票房是很好，但没有这些批评，票房会更好。”“三枪”的一个宣传人员抱怨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不考虑受众的，坚持艺术理想，想骂谁就骂谁，这样的批评也是社会需要的。但是张艺谋绕过这些知识分子，直接走向普通电影观众。这次的‘三枪’直接为老百姓的趣味和需求服务去了，所以那些失落的知识分子永远骂他。”张颐武这样分析“逢张必骂”的现象。
“你个儿大，不打你打谁啊。就算不是我，而是李艺谋、王艺谋，他们一样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打你，就像我们历史上打谢晋一样。”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相对于此，雅典的卫城遗址所要告诉我们的，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荣，两千多年以来屡遭天灾、兵燹和劫掠，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残缺的片断诱发游人思考那已不復在的全体，和其间蕴涵的意义。

不过，儘管周边有许多招揽游客的小贩，但是整座废墟仍然不失歷史的庄严，没有过度恶俗的装点，不曾沦为任人蹂躏的乐园。每一个去过巴特农神殿的游客都会忍不住想像，要是大英博物馆里头的石雕全都运回此处，放在它们原来该有的位置上，那将会是何等壮丽的景观呢？

至今为止，希腊当局已经成功向瑞典、梵蒂冈和义大利等多个国家取回了不少卫城遗物。只有英国，仍在舆论的巨压下，力图保留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儘管如此，双方的谈判也还是有进展的。最起码，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实在站不住脚，只能用租借或其他合作方式争取最大的利益。在这样的脉络下，看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或能察照出不同的方向。

首先，经过重重转手，现在那几具兽首的物主并非国家，而是私人，争讨工作因此分外困难。从中国民间的情绪看来，大家对圆明园的象徵意义又的确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假定在兽首无法顺利回归的前提下，中国自己应该要先做些什麼。

比如说，我们可以升级圆明园的管理权，把它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辖下的圆明园管理处变成国家级的遗址公园管理局，不要再让人进去拍完电影留下被破坏的植被（这正是当年《无极》剧组的作为），还要拆除后来兴建的饭馆和商店（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曹丽娟的调查，此类建筑竟然占了长春园15％的景点），还它应有的尊严。然后，我们用它去说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自然与国耻有关。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指出，现代中国人之所以不能忘怀一座皇家园林的命运，是因为他们非常困惑，“为何西方人会犯自己订立的国际法，该法明确禁止在战时从平民或国家元首手中，掠夺可以带走的私人财產”，尤其是八国联军劫掠圆明园的那一回，因为列强刚刚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战时掠夺的“海牙公约”。可是，它的意义又不是应该仅限于此。因为圆明园的沦落破败，除了西方，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责任。英法联军撤离没多久，附近居民就跑进去洗劫木材了。满清颠覆以后，从军阀到民国政府，从高官权贵到民间盗匪，更是对仅存的遗跡上下其手，巧取豪夺。新中国建立了，遗址毁灭的过程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农地与交错的通路。再来则是“文革”，砍去了更多树木，增添了不少工厂……

因此，这个故事是复杂的，但它的主旨却可以很简单，那就是尊重歷史，珍视我们手中一切宝贵的物质记忆。任何遗址公园或灾难纪念馆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应狭隘，它的指涉可以广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犹太浩劫纪念馆”，它们的设立不仅仅在于让犹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内向的团结意识，还在于让非犹太人（包括德国人）深刻自省，瞭解到走向深渊的道路是怎麼搭成的。也就是说，遗址与博物馆所建立的道德社群，它不只对自己人说话，也要对外人说话，它不只要求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奋进，因为道德原则并不止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圆明园能够告诉我们什麼呢？除了教育国人爱国，它能不能让西方游客省思帝国主义的残暴？它展示了外敌造成的伤痕，但它有没有提醒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遭，仍有无数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贵的建筑倒在推土机下呢？假如中国人自己不显示出阻止物质记忆毁坏的决心，又如何能像希腊那样在国际舆论上站稳道德高地，赢取广泛的同情呢？

比起兽首，中国更该取回、也更容易通过外交途径取回的圆明园遗物，其实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法国枫丹白露的文源阁《四库全书》残本(只是不知何故，外交部对此不置一词，反而针对佳士德拍卖行等民间商业机构)。假如真有这麼一天，政府预备开口要求了，我们就需要更稳固的基础去形成声势。而那个基础，就在圆明园，和它代表的道德权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先问自己：你尊重歷史吗？

　　奥运开幕式的“万众一心”只是表演，集体主义对中国崛起的贡献，恐怕也是一厢情愿。说到中国的集体主义，我想到的不是大伙在公园打拳、围桌共食、集体贪污这类情事，而是鲁迅在《吶喊集》自序里所描述的一个画面：他就读仙台医专时，在一部描述日俄战争的纪录片里看到一个被指为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斩首示众，而一大群中国人就在旁默默围观。套用布鲁克斯的话，“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像一个人一样麻木、一样呆看，执刑的日本人虽只寥寥数人，但完全不必担心会受到冲撞或反抗。”

　　中国集体主义的基调是草食性的。在自然界，像羊、斑马、麋鹿等草食性动物，都喜欢过群体生活，一起觅食、迁徙；但在同类受到狮、豹或狼群的攻击时，他们却也都“万众一心”、事不关己地站在一旁呆看。这种集体的冷漠和奴性，正是当年让鲁迅“深感耻辱”的。时过境迁，中国崛起了，但草食性集体主义的根性依然健在，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搭车公然不排队、占位？为什么有人会在大庭广众下活活被打死？个人的私欲与暴力固然是原因，但大多数人只是站在一旁袖手“呆看”，这种集体的“无为”、麻木，无异于默许、纵容，而使得违法乱纪者更加猖狂。

　　西方社会虽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搭车购物人人排队，小区住户也没有人会任意在住宅窗前加个铁栏、屋后搭个架子，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身为公民就必须具备公德，遵守集体生活的规范；如果有人违反规范，就会立刻受到谴责，并以集体的力量严加制裁。这也是一种集体主义，但比较像鬣狗、狼等肉食性动物的模式：当大家必须集体营生时，那么在分工和食物分配等方面就必须严格遵守规范，违者决不宽贷。这种肉食性集体主义是积极的，使得他们在自然界能和狮、虎等大型猫科动物分庭抗礼，甚至更具生存优势。

　　人类社会没有完全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也少有纯粹的草食性或肉食性，差别只是色彩浓淡。我的一个观察是中国社会过去是偏向草食性集体主义的，但现在想吃肉的人越多，肉食性个人主义正急速冒泡，违法、脱序的乱象相当严重，这使我想起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所说的：“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喧闹，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为什么有人能如此张牙舞爪？因为多数人对此依然采取集体无为、呆看、麻木、默许、纵容的态度。如果你也想吃肉，如果想让大家都有肉吃，那大家就必须遵守集体规范，特别是对破坏规范者必须有更多的公民出面谴责、更强的公权力严加制裁，这才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集体主义。（本文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