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一家三口拎着饭店打包的饭菜，准备徒步沿小康河回家。女儿主要是想看看在桥头练摊的初二同班同学们。走到路口，老婆突然发现远处有疑似打折书摊的帐篷，三人不禁欣喜万分快步直入。来及近前，帐篷门口上方横幅有“9.8元一斤”的字样。忍不住又念了一句经：“论斤卖的书，肯定有宝可淘。”进来以后，分了左右两个区，左手是12.5元区，右手是9.8元区。当然是先奔便宜的去。有一个真理，好书不一定贵，贵书不一定好。再过激一点：贵书一定不好！

在分类杂乱的书堆里游荡，是一种如鱼得水的体验：喝水，并不是为了解渴，只是为了呼吸。幼儿识字漫画与道家学术专著交相辉映，郭敬明的《幻城》与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慢慢长夜》在书架野合……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的目光或手指，都会从那些书脊掠过，对那些书名或人名做出瞬间判断和短暂解读。

绕了一圈后，手里有了几本书，掂了掂，有点重，就把那本没滋嗒味的诗的美学规律随手撂下了。战况如下：我拿的《1934：沉寂之年》是历史图片配历史文本，定价30元，《脸谱上的地图》是一位叫廖文英女驴友图文游记，非常精彩，全部铜版纸，定价38元；老婆拿的张爱玲作品集《对照记》7.8元；儿女拿的《苦雪》是三部曲其一，82÷3≈27元。原价共计：102.8元。上秤一称，三斤三两，32元。又学着前面刚付完款的女人用鄙夷的语气将那2元“零头”砍掉，30元搞定。

然后又到12.5元区走了一遭。中国人真的很奇怪，会有这么一种商品：礼品书。从小读简装书，精装书难得一见。书的装帧虽说也是文化艺术的一门类，但就算是穿了漂亮衣服，肉却还是那身肉。丑人，穿了漂亮衣服显得更丑。朴素，是父亲教育后代的重要元素之一。我深受其教化。礼品书的更强化了包装，这样的书读起来不方便，尤其是躺着读的时候，书本无法弯曲，斤两太重。读书是件快乐的事，弄累了不划算。出来的时候，我跟卖书的人说：这两个区的价格定反了。

这些简装便宜书，是用来读的。那些装帧奢侈的礼品“书”是为了送给不读书但喜欢书架饱满的人“用”的。送礼品书是前些年的时尚，现在过时了，论斤卖也显得太贵。

在报道上海世博会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参与国最多、比2008年奥运会的投资更大、预计参观者最多等之后，外国媒体不得不进一步为读者阐释这些数据，以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做这件事？

有些外媒将2010年世博会理解为中国“软实力”行动的一部分。“软实力”指一个国家吸引别国，而不是用胁迫或金钱激励来实现目标的能力。

许多西方国家似乎难以理解中国为何对世博会如此重视，因为多年以来世博会在他们那里已不算重要。

其实，他们没有考虑到，除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以外，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继续向世界做“自我介绍”、让世界更好地理解自己。

然而，对于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在中国居住较长时间的外国人也常疑惑。在中国人想呈现的印象和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得到的信息和经历之间，经常有一股张力。

我最近跟7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交谈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态度。两位美国人跟我分享了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一位非洲人谈到精神生活和信任的问题，两位拉丁美洲人跟我谈论了爱情的概念以及中国人感受的压力，一位欧洲人说到想更深刻理解中国时碰到的一些挑战。

在中国人想呈现的印象和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得到的信息和经历之间，经常有一股张力

Jose Maria Valenzuela and Gina Caballero
何塞·玛利亚·瓦兰翠拉（墨西哥）和吉纳·卡瓦耶罗（哥伦比亚）

对大多外国人来说，中国人的爱情观过于实际。

来自墨西哥的何塞·玛利亚·瓦兰翠拉最近遇到已在中国居住4年的哥伦比亚人吉纳·卡瓦耶罗。去年，吉纳开始实行一项能造福当地百姓、商业和政府的中拉协作发展的项目。她希望这个计划让拉美人看到中国企业同样关注社会责任。
然而，更令她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家庭的压力和人们对爱情的态度，“一些中国女人只要一般的工作和家庭，就好像在完成计划中的目标。”
不少来中国的单身外国人感到在他们祖国所没有受到的压力。中国人喜欢问婚姻状况，说这仅仅是一种客气，但对于30岁以上的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客气”通常有被论断的感觉，似乎许多中国人认为一直耐心等候满意的爱情和充实的关系不如尽早有“稳定的生活”。
敢于出国旅行的西方人的稳定感来自自信心、家人的支持以及相信如果个人失败，社会还有一张安全网给予保障的信念。
不过，吉纳和何塞认为中国人非常值得赞扬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西方人所不具备的爱国心。
不过，有时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爱国感，“似乎爱国的内涵是与其帮助邻居，不如保护自己的荣誉”，何塞说，“即便我在莫斯科，知道我在改变一个墨西哥人的命运也令我很高兴。”


Chris Colley
克利斯·卡理 （美国）
面子在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要，不过，我们经常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如荣誉和尊严，使外国人困惑的是中国的“面子经济”。

Chris Coley
“我知道如果我不向学生证明我自己，我将会遭遇所谓的‘五千年历史的演讲’。”克利斯·卡理说道。克利斯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任教，29岁的他已在中国生活了7年。
他提到的“演讲”是我们外国人都十分熟悉的事。因为中国人觉得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国家，于是提醒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甚至学生也会对老师这么说。
“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种演讲是目中无人的。”他说。
克利斯·卡理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他说他决定在中国上大学是因为想对中国有一个全方位的理解。
面子在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要，甚至是在美国亦如此。不过，我们经常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如荣誉和尊严，使外国人困惑的是中国的“面子经济”。
比如，武汉政府揭露了“海南毒豇豆”事件，这很可能会挽救百姓生命，但是生产豇豆的公司的领导却抱怨说“特别的不理解”和武汉“太不够朋友”。
而当西方人盲目地批评中国时，克利斯·卡理这样的人会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去向他们解释西藏问题这一类事件。
“美国在针对中国的言论中很少指出，尽管在人民富起来的同时造成了不平等，但是在近30年内中国使4亿人摆脱贫困。”他说。
也许最有助于让没有经历过饥饿的西方人理解中国的元素就是贫穷。中国媒体不断对外展示中国的技术成就和发展的景象，这导致了外国人很难把握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几年前克利斯曾陪同几个美国朋友游览中国，并希望他们对中国有全面的理解，所以他除了带他们去一些发达地区游览外，还想参观至少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但他的中国朋友对此强烈反对。
“他们只想让我理解他们想让我们理解的事。”他说，“换句话说，他们想要外国人看到经济发展，想要他们看浦东和长城，但不想让他们知道在20年以后中国将会有三到四百万单身男性。”

级别太高的“运作”不了
上文所述的“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所承办的会议，在招商声明中表明由商务部直属的某“学会”主办。在这个学会的网站上，有对这次“高峰会”的介绍，其中注明由这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负责承办。
这“公司”和“学会”，是什么关系呢？南方周末记者对这一顾问公司进行工商注册资料查询，发现这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商务部直属的这个“学会”的副秘书长。
这正是“与领导人合影”型的会议与活动最常见的组织形式。各中央部委下属的协会或者学会，甚至1998年机构改革中由以前的部委改制而来的行业协会，一直是这类会议最主要的主办方。
这些协会或学会，多由部委中退下来的领导主持工作。一方面，这些协会和学会的领导，拥有和中央各部委领导的长期联系，领导资源丰富；另一方面，他们相比国家公务员，又少了多种限制——例如可以注册成立公司。
他们以体制内的身份出面组织活动，邀请体制内的领导参加，再以内部人另外成立的公司，用市场化的规则运营会务。行业协会和学会的账务，与另外成立的公司账务分开，在法律上无懈可击。
当然，对于各类中介机构来说，要运作“领导人”参与会议，有相当局限。
2001年，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规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召开的表彰会、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周年纪念活动，一般不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发贺信和接见会议代表，各种商业性节庆活动不得邀请领导同志参加。”
而“各地区、各部门举行的会议活动，确需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的，要严格按照规定，经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把关后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审核报批，不得通过其他渠道直接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参加的会议或者活动，级别都太高了。一般的会务公司别说运作，就是安保都负责不了。”一位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上述规定中仅对“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进行限制。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正职领导人也都属于“党中央领导同志”序列。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人，尤其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大、政协副职领导人，属于“副国级”领导人，成为各类会议争相邀请的对象。
这已经属于所有“领导人合影型会议”中最高端、最正规的会务了。实际上，还有更多类似于“全球华人精英协会”“世界企业家联合会”之类的组织，并未获得人民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的登记资格，也在各地主办各类“会议”，并广泛招商。他们所邀请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已经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甚至“革命先烈的子女”。
另外一种运作方式是，领导人也会有各种私人的拜会、游览、观看演出等活动，不少人趁此机会与领导人合影。根据中办规定，这类活动一般不予报道。因此，全国各演出团体、会所、旅游景点的“与领导人合影”，多见于文艺界和宗教界人士的案头。“但是，这一方式的操作空间和领导视察一样，也非常狭窄，领导人去哪儿度假、游览，度假的时候见什么人，都很难由接待方说了算。”一位长期在中部某省从事接待工作的公务员向本报记者介绍。

“走出去”与“引进来”

对于体制外“精英”来说，获得体制内认同的机会还是太少了。国家领导人能够视察的民营企业、民办事业有限。因此，许多迫切希望得到证明的体制外精英，开始向在海外的“领导”靠拢。
其中一种方式是随领导人出访——近年来，领导人出国访问，越来越多地携带“商务代表团”。尽管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商务代表团都以国有企业和全国知名、行业世界领先的民营企业组成。但有时候，领导人出访会带领“中小企业代表团”，这给了许多本无机会和领导人接近的中小企业老总们提供了机会。
这一活动，目前主要通过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展开。具体方式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每年年初与商务部、外交部确定一个领导人携带商务代表团出访的列表，再将这一文件下发全国各地方、行业分会，由企业自主选择报名，贸促会再层层审批。
不过，“国家与欧盟、美国的经贸合作，甚至很多国家层面合作的对外援助项目，一般都由大型国有企业完成。只有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合作，才会更多倚重民营企业”。某地方贸易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
所有这些活动，最终名单都需要由商务部和外交部审核。而参与其中的企业家们，一般都需要自己承担费用。“更不可能和领导同机抵达了。”
最顶级的“走出去”方式，莫过于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合影。目前，已经有会务公司开始组织远赴境外的“华人高峰会”。任何人仅需缴纳3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参与这一为期8天的会议，与当地领导人集体合影。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中央政府决定，于2010年8月15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志哀，停止各种形式的公共娱乐活动。

举国哀悼，表达了国家及社会对公民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也创造了一种极为有益的公共活动，让各地的民众共同承担、抚慰受难者的伤痛，并将悲痛转化为爱心与凝聚力。同时，对幸存者而言，通过帮助人们间接体验自然灾难，哀悼还能增强人们对防范自然灾害的意识。综上，社会集体哀悼本身虽充满悲痛，却可以化作积极的精神资源与力量。

继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来，这是我国政府第三次为自然灾害遇难者设立全国哀悼日。可以预见，全国哀悼在未来将成为纪念特大自然灾害遇难者的一种惯常形式。

由于全国哀悼涉及全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因此，针对如何进行集体哀悼，政府和社会可以一起做一些有益的思考。毕竟，什么时候哀悼，哀悼什么对象，如何进行哀悼，都颇能反映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政治及社会建制。而公民社会及公民价值观的建成与成熟，需要人们对公共事件的不断交流与思辨。以下，我仅抛砖引玉地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引发公众对哀悼问题的思考。

全国哀悼日可算做某种意义的公共政策。可以先尝试探讨其应当遵循的最基本出发点。我觉得大概可以有几条：

一是公平原则，不同灾难的遇难者作为人，都应受到等同的关注与尊重，平等对待。全国哀悼日的确定，也应尽可能体现对逝者的平等尊重。比方说，对于汶川、玉树、舟曲这样的特大自然灾难，要进行全国哀悼，而对未来其他惨烈度类似、达到这个水平的灾难，也应等同处理，设立全国哀悼日。

二是可持续原则。全国哀悼日涉及13亿人民，事关重大，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于何时设定，必当审慎考虑，用之有度，以便使工具持续有效，发挥最大作用。启动全国哀悼日的“门槛”应恰到好处，如太低，则可能导致过于频繁，一定程度上降低每次哀悼日的执行效果。如太高，则可能使许多灾难遇难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基于这些出发点，可以对哀悼日更深入地思考：

何时应启动全国哀悼

在世界各国，除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去世外，灾难的发生通常是启动全国哀悼的原因。而判定一个灾难是否需全国哀悼，则是一件比较主观、很困难的事，比方说，对什么时候应哀悼，是否应当设立一个判定原则？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考虑遇难者的绝对数量。但以人数为判定标准，又会使个体遇难者的价值得不到充分尊重，有碍公平原则——因为只有遇难者达到一定的集合数量时，才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这确实又是可持续性原则的客观要求。

不同国家对绝对数量的设定，也可能结合国家规模、领土范围、所在区域自然条件、每年出现的自然灾难事件频率及受灾人数占国民数量的比例，有所不同。

可否根据灾害严重程度，灵活调整哀悼层级

从可持续原则出发，假设采取以绝对遇难人数为大致标准，设定全国哀悼日，则必然会涉及公平问题：一个遇难人数为800人和遇难1000个人的灾难，本质上并无不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不同灾难的遇难者应当给予等同的人本关注与尊重。但得承认，在一个人口众多、自然或人为灾难频发的国家，也不太可能经常设定全国范围的哀悼日，必须根据一些主观因素来判断某些事情是“值得”或“需要”启动全国哀悼。

人类的一个特性，是倾向于对自己相邻地方的、有更多共性的人，倾注更大的同情。大胆设想，为了兼顾公平与可持续原则，可否根据受灾人数的不同，灵活调整哀悼活动层级？

比方说，对破坏规模小一些的事件，可否采取基于地方（如一个省，一个市等）的集体哀悼活动？这样做，既可以使更多遇难者得到重视，满足当地人的情感需要，又能够避免国家过于频繁地设立哀悼日。

哀悼哪里的人

这个问题大概离现实稍远一点，但值得思考：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很可能同祖于非洲，在许多万年前迁移到了全球各地，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并发展成看上去互不关联、互相独立的社会与文化。主权民族国家的历史则更短，出现于欧洲，仅有数百年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都是只有很短时间跨度的社会建制与价值观，但却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人类在情感、道德上的投入，形成了人为的边界。人们更多的关心自己身边相邻的社群，而不关心他者的社群。因此，出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自然灾害，哀悼的往往是其所在的国家。

问题出来了，对其他国家社会发生的重大自然灾难，我们是否应当哀悼？比方说印尼海啸；比方说1998年吞噬3万人生命的委内瑞拉泥石流。出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考虑，是不应该有绝对边界的。

不久以前，就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4月10日，波兰空军图154飞机在俄罗斯坠毁，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政府和立法机构众多高官不幸蒙难。这次事件对波兰而言损失惨重，国内当即全国哀悼。俄罗斯也表现了非常高的姿态，将4月12日确定为全国哀悼日，纪念遇难的波兰人。诚然，波兰人是冲着卡廷惨案纪念活动去的，事故又发生在俄罗斯领土内。但无论如何，俄罗斯举行全国哀悼，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姿态。

哀悼日的执行办法

全国哀悼日涉及全国人民，具体如何执行？不同的国家的历史、文化、习惯、社会建制都有所不同，因此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法。
有的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比方说以色列的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日Yom HaShoah（每年4、5月份左右），主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执行。哀悼夜，公众娱乐场所将依法关闭，电视台通常会播放与犹太人大屠杀相关的主题；广播中也会仅播放忧伤、深沉的歌曲。这种法律行政色彩极浓、最为严肃的手段，与犹太民族极为惨痛经历密切相关。

另一种例子是政府发起，主要由公众自发参与。比如说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卡特里娜飓风、哥伦比亚载人飞船事故及前总统逝世时，都进行哀悼。主要做法，是由总统以国家首脑的名义，号召、鼓励人们参与到哀悼活动中来，但并没有更直接的政府干预。哀悼日更接近于由国家依托自己的权力，设定一个特别的日子，为社会创造的一个共同哀悼的机会；其间，各地宗教组织、民间团体及机构，将自发地进行悼念活动。这种模式也与美国个人主义较盛、公民社会强大密切相关。

国家以行政手法干预，或者国家鼓励下的民间自发，有各自的好处：前者执行力度更强，尤其适于在社会培养公众意识的阶段，但会更加直接地影响公民生活；后者主要依赖社会及公民的自律，执行力度相对更弱，对公民生活的影响也较小。每个社会，可以综合考虑自己的历史背景、文化、社会发展现状等，确定一个最优的哀悼日执行办法。

目前，我国的全国哀悼日还是以行政方式为主，比方说，政府以行政手段，要求社会各界哀悼期间停止娱乐活动。是由国家采用行政手段执行，还是依赖公民自发——即国家确定全国哀悼日后，在具体执行的尺度、方法、形式，由社会团体、公民自行把握，自律进行——都可以开放思考。

如果一个社会足够成熟、文明，凝聚力足够强的话，即使有人在哀悼日期间大搞娱乐活动，一定会被其他社会成员视为不妥，会带来公共形象及道德危机，迫使人们自律。在公众意识相对薄弱时，国家适度引导、干预，也有其益处。
总之，哀悼，表达了生者对逝者的纪念，表达了一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对其成员的态度，很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政治及社会建制。通过思考哀悼，我们也能加深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生命意义以及对自己的理解。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

　　“开胸验肺”、“钓鱼执法”、“躲猫猫”、“偷菜”……太多奇怪的新词汇了。它们的背后，那些被突然改变的命运，那些被突然扭转的轨道，在金钱与命运、正义与良知的纠结中，演绎着现实的无厘头。

　　唐福珍

　　公元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面对全副武装的城管执法人员，面对豪迈的拆迁机器，47岁的女人唐福珍站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往自己的身上浇满汽油，在众人的惊呼之下将自己点燃，一瞬间，她成了一个火炬。痛苦挣扎16天后，唐福珍在医院逝去。

　　很多人是看了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唐福珍其人》才知道，原来她长得那么美丽，美得让人热泪盈眶。

　　她以最极端和最刚烈的方式想保护自己家的房子，但即使浴火自焚，她的房子还是被夷为了平地。

　　她本来是个富足的企业主，即使没有了房子，她依然可以过得很富足。有人发问：这是何苦？或许，唐福珍的行动再次证明，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计算的，比如天理和尊严。哲学家说，这是人性中最高贵的元素。

　　孙中界

　　2009年10月14日，是这位19岁的河南小伙子第二天上班，因为他用公司的面包车好心搭载了一名陌生路人，没想到遭遇的却是“钓鱼执法”。公司的面包车被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罚、扣车。之后，他一气之下拿起菜刀，砍下了自己的左手小指，以证清白。

　　10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钓鱼’执法问题”。

　　孙中界的手指换来的是汹涌的民意与媒体的关注。终于，10月26日，上海市政府认定，浦东新区发生的孙中界事件为“钓鱼”式执法，区政府将终结此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发生的张晖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撤销原处罚决定。

　　“钓鱼执法”引发了2009年最广泛的公众讨论。大家都在思考，如果一个公权力不是在保护人，而是在陷害人，那它成了什么？

　　孙中界冤屈得以昭雪后当场落泪

　　张海超

　　今年28岁的张海超原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乖巧。但从2007年开始，他持续感觉身体不适，后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职业病“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而有职业病认证资格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却不是“尘肺”，达不到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职业病待遇所需要的诊断结论。无奈之下，张海超最终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得了“尘肺”。

　　何为“下下策”，这就是！这是何等无奈的抗议与呻吟？在奴才和暴民之外，又多了一种选择：自残。

　　煤老板

　　人们说到山西人总是想到煤老板，加长悍马和在北京一买一栋楼是他们的标志形象，但这一群体正面临“灭绝”。

　　2008年，《关于加快推 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出台，要求到2009年底前，山西省将完成全部的煤矿整合，煤企数量将从2200个减少至130个。 到2010年底，山西的国有大集团大公司矿井数将占到全省的82.1%，产能占到全省的84%。很显然，用不了多久，煤老板的数量将很快低于大熊猫的存栏数。

　　不必讳言，有一些煤老板的确带着太多的市场原罪与道德瑕疵，但这绝不意味着抛弃市场秩序就拥有天然的正当性。人们确实谴责了黑心小煤窑，但并没有要求用一个国企独大的市场来代替它。或许有一天，当一个个蛮横霸道，随便涨价，比煤老板危害更大的垄断“煤老虎”出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时候，人们还会怀念煤老板。

　　涂序新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历来激励学子们拼命苦读的动力所在。然而，洋博士涂序新的悲剧给这种期盼泼了一瓢冷水。

　　9月17日，海归博士涂序新跳楼自杀，年仅32岁。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涂序新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全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今年6月，他作为浙大引进的学术骨干回国工作。

　　涂博士蜗居在57平米的浙大教师公寓，月租2000元左右。每个月在扣除房租后，他到手的收入是2000多元。有人算过，按这个收入，他如果要在杭州买一套像样的房子，差不多要攒一个世纪。

　　高校学术资源日益行政化，也让涂序新感到无奈，他在遗书中留下这样一段话：“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李荞明

　　很多人不知道李荞明是谁，但没有人不知道“躲猫猫”。是的，李荞明就是那个“被躲猫猫”的人。

　　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今年1月30日进入看守所，2月8日下午受伤住院，4 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关于事件经过，晋宁县公安机关这样解释：李荞明在看守所里放风的时候，跟狱友一起玩“躲猫猫”，撞到墙上导致“重度颅脑损伤”而死。

　　随即，这条新闻迅速蹿红网络，网民的强烈质疑也立刻扑来。“躲猫猫”一词被网友们评为年度最新网络雷词。

　　2月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调查委员会，并邀请15名网友代表参加，调查事件真相。这在全国是第一次，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也因此成为网络红人。2月27日，云南省检察院正式公布结果，认定“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被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致死一案，是一起发生在看守所内‘牢头狱霸’打死在押人员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随后，相关负责人3人遭撤职，1人遭辞退。

　　事后，很多人发问，如果没有网络，真相会不会“躲猫猫”？

　　荆州救人大学生团体

　　2009年11月24日，在荆江地段江边，一群长江大学90后大一学生用他们的生命演绎了一段英雄救人的故事。当时两名十二三岁男孩不慎溺水，十余名不习水性的学生立刻组成人梯救人，但因其中一女生体力不支，松开了手，人梯断链，自她以后9名学生落水，顿时救命声一片。此时恰遇冬泳队的三名六十来岁老人，经过他们奋力营救，最终救起了六名学生，其他三名学生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溺水牺牲。

　　大学生救人牺牲，可歌可泣。同时爆出的“天价捞尸费”，更是将此事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黑心打捞公司明知溺水学生系见义勇为遇难而不及时打捞，还趁机索要天价捞尸费，特别是因打捞资金未筹集到位而数次中断打捞，严重违背社会公德，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现场收取3.6万元费用的打捞公司业务负责人陈波，因额外向学校索要烟和矿泉水“构成了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已依法将其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邓玉娇

　　野三关、邓玉娇、邓贵大，这些名字让人想起演义小说。然而在2009年，发生在柔弱女子邓玉娇身上的故事，就像一部演义小说。

　　2009年5月10日晚，当地小官员邓贵大、黄德智等人酒后到该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娱乐城玩乐。强迫要求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陪其洗浴，遭到拒绝。邓贵大、黄德智对邓玉娇进行纠缠、辱骂，冲突中邓玉娇用水果刀将邓贵大刺死。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

　　邓玉娇刺官案引爆了舆论，在各方高度关注之下，巴东县人民法院最终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因为案发后主动投案，再加上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邓玉娇经历了幼年父母离异、少年父亲去世、中学辍学的坎坷命运，再加上案件产生的心理阴影，她将如何继续工作和生活仍令人堪忧。

　　杨元元

　　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杨元元，在刚刚走到30岁的当口，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吊在宿舍卫生间水龙头下，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有着贫困的过去，六岁丧父，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今仍未有过完整爱情。2002年从武大名校本科毕业，却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学校扣留毕业证五年，2009年她考取了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从武大本科到海事大学读研，她一直跟妈妈共住在学校宿舍里，就在她轻生的前几天，11月21日，海事大学校方开始禁止其妈妈继续居住学校宿舍，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钱租住房子，其妈妈被赶出去后甚至在学校操场过夜。

　　最后一次和母亲谈话时，她叹息“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这成了她最有名的一句遗言。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已经变得极为困难，底层青年的奋斗翻身机会，已经很小了。杨元元的叹息，是时代的叹息。

　　徐宝宝

　　徐宝宝来到世间只有5个多月，在父母亲人眼中，他是心头肉，但在无良和失职的医生看来，他命如草芥。

　　2009年11月3日，南京五个月大的婴儿徐宝宝因为高烧、眼眶肿胀等症状，入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次日早晨不治身亡。

　　据家属称，他们曾多次向医院反映患儿情况恶化，甚至跪求救治，但值班医生却玩起“偷菜”游戏、睡觉，没有及时救治婴儿，导致其无法得到及时抢救。而南京市卫局通报该院不存在医护人员玩游戏、发牢骚等情况，并认为医院针对蜂窝组织炎的治疗相关措施已实施，抗菌素使用得当，对患儿抢救措施是合理的。

　　“偷菜医生”蹿红网络之后，终于得到了高一级领导的关注。之后，专家、网民、记者等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真相进行探究。通过调看监控录像证实了宝宝母亲三次下跪求救，并动用保密部门特殊软件还原上网记录，证实了值班医生毛晓确在当晚玩QQ象棋游戏。同时医院的诊疗措施和服务存在严重缺陷。11月12日下午，南京市卫生局宣布患儿家属的投诉情况基本属实。

　　1、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

　　2009年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并与海内外网民在线交流，现场回答网民提问。

　　网民来帖超过36万条、手机留言4.9万条。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温总理回答了网民提出的30个问题，页面访问量达2.37亿。

　　温家宝总理回答网民提问包括：政府将民生投入放工作的首位。关心灾区重建，最牵挂灾区孩子。要建立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资本市场。以及公众关心的住房、就业、医疗改革、官员财产公开等问题。

　　海内外舆论盛赞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期待两会网络问政成风尚。有评论称：“互联网沸腾了一次，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前进了一步。这是国家意志和民众意志在互联网上共鸣的范例，这是推动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力量。”

　　2、反低俗之风劲吹互联网

　　2009年初，一场由国新办、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工信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等国家七个部委联合领导、督办，以“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为切入口的传媒“康复”行动正式开锣。从1月5日起，“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定期公布低俗网站名单。至4月10日，共公布了10期低俗网站名单，国际国内各大中文网站几乎都榜上有名。

　　12月，领导、督办阵营新增添两名成员：中央外宣办和全国“扫黄打非”办。新华社报道， 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5月底，九部门还将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

　　反低俗之风劲吹导致数万家网站关闭，CNNIC停止接受个人域名的注册……不少网友对反低俗运动不以为然，因为何为低俗，并无公认的标准，也无法律依据。认为反低俗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理由，损害了成年人的权利。有互联网观察者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互联网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

　　3、公民报道央视大火

　　2009年2月9日晚8时27分，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电视台(CCTV)新址附属文化中心(TVCC)北配楼，因央视在元宵节违规燃放烟花导致火灾。大火燃烧了近六个小时，一名消防员在救火中丧生。

　　央视大火的消息，第一时间被目击网友通过twitter等微博客发布到网上，众多在现场附近的网友闻讯前往围观，并通过微博客以及论坛进行了全程直播，并迅速将现场图片传到网上。

　　互联网的兴起，为公民报道提供了可以与传统媒体抗衡的技术条件。Twitter等以短信息发布为主的微博客，在央视大火报道中，以其及时、快捷、量大、多维的信息流，将传统媒体轻松地抛在后面，成为第一消息源。

　　4、网上发帖遭遇跨省追捕

　　2月12日，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青年王帅，在网上发帖影射家乡政府以租赁方式征用土地，被灵宝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为由抓回河南。“跨省追捕”一词即风靡网络。

　　随后，因证据不足，王帅被取保候审。在媒体和网友不懈追问下，4月16日晚，灵宝市委、市政府向人民网发了《关于对“王帅发帖事件”处理情况的答复》，承认了公安机关执法有过错，并派灵宝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赴上海，向王帅表示道歉，按照国家赔偿规定给予783.93元赔偿。

　　事件发生后，在互联网上社区、论坛和博客上，开始流行花样百出的“免责声明”，核心词汇均为“谢绝跨省追捕”。例如：“以上内容完全是复制粘贴，本人并不明白其意思，故本人不对以上内容负法律责任，本人谢绝跨省追捕。详查请联系原作者。谢谢。”

　　5、神兽草泥马火爆互联网

　　2009年，在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中，大量网站因“低俗”被关停，一些粗俗日常用语被屏蔽。网民为绕过性能机械的过滤软件，发明了大量谐音替换词。比如用“河蟹”替换“和谐”、“太阳”替换“日”等。草泥马也以此方式诞生，被誉为网络十大神兽之首。网友还找到了它的原型—南美羊驼。

　　草泥马问世，迅速走红。网友随即以马勒戈壁作为草泥马的家园，根据流行曲旋律填写了“草泥马之歌”，制作草泥马形象的玩具在网上销售，创作网络漫画……在网络社区、论坛、博客以及各类网络通讯群组里，草泥马大量涌现，成为网络奇观。

　　许多著名学者还专门撰文探讨这一奇特的网络文化现象，更有各界人士将草泥马玩具作为馈赠礼品。草泥马就这样换个马甲、变形态，从网络走进现实，登上大雅之堂。

　　6、绿坝强制安装草草收场

　　2009年5月19日，工信部下发通知，要求7月1日之后在境内生产、销售的个人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一款叫“绿坝·花季护航”的软件。称该软件能起到过滤色情、暴力、反动的信息的作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信部以4170万元人民币采购绿坝软件，供网民免费使用。，

　　通知正式公布后，立即引起网民激烈反弹。经网友试用发现，绿坝软件技术陈旧，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产品漏洞百出，特别过滤机制有重大缺陷，会将“24接口交换机”这类专业和“安全”的词汇无理过滤。而且，该软件还有剽窃国外软件、侵犯知识产权的嫌疑—因此还险些引发国际争端。

　　8月13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暂停在所有电脑上强制安装绿坝软件。工信部用于购买此款软件的4170万元的去向，至今尚无结果。

　　7、Twitter、Facebook无法访问

　　自5月起，社交Facebook，视频YouTube等国际知名网站，特别是今年火爆流行的微博客twitter，逐渐不能访问。这些网站均是互联网WEB2.0时代的新产品，具有快捷的反应能力和良好的互动性，在传播、分享信息和视频、音频时，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Twitter曾经在伊朗大选中，成为突破消息封锁的利器而声名大噪。

　　到7月初，包括国产微博客在内的国内一批web2.0网站也关停维护。有互联网观察家认为，中国的web2.0发展本来已经很滞后，这3个全球最权威的web2.0网站无法访问，让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更加落后于世界。

　　8、邮寄明信片声援网友

　　网友郭宝锋等，因在网上传播“严晓玲遭轮奸致死”相关信息，7月16日被福州马尾警方以“涉嫌诽谤罪”拘留。有网友在twitter等微博客发起，按看守所地址，向被拘者邮寄明信片，统一按网络流行语句式写上“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以示声援。并通过网络记录寄出明信片数量。此后两个星期，“明信片”成为中文推友(Twitter用户)圈最热门的词汇之一。7月31，郭宝峰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离开看守所。据不完全统计，寄出了数百封明信片，但郭宝峰无一收到。

　　这次邮寄明信片活动，被誉为温和、智慧而勇于担当的公民表达。有评论认为：“网络行动为公民社会和NGO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9、新疆网友异地上网

　　7月5日，新疆发生打砸抢烧严重犯罪事件。随即成为互联网的孤岛，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7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自治区有关部门对此采取断网措施，是为了处理事件，维护当地社会稳定的需要。”，

　　7月19日，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说，“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专业的网站、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信息逐步解除管控，对互联网的管控时间不会太长。”

　　10、戒网瘾致人死亡

　　青少年沉溺网络，困扰家长，戒除“网瘾”行业应运而生。2009年4月，山东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使用非法仪器电击疗法戒除“网瘾”被质疑。8月，16岁少年邓森山因戒除“网瘾”致死被媒体曝光。揭开了“网瘾”戒除行业黑幕。

　　7月12日，卫生部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要求停止有关医疗机构用电刺激(或电休克)治疗网瘾技术的临床应用。11月初，卫生部颁布《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使用不当的概念，明确否认将“网瘾”当做一种疾病，并严禁使用体罚等方式“治疗”网络使用不当者，严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预方法。

　　作者 | 韩洪刚

　　1、买不起房

　　高房价让“全国人民不高兴”了，当然像任志强这样的开发商除外。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说，85%的人买不起房；前不久也有一位副部长声称买不起房。如今，咱们那个老百姓没钱买房，又不让看《蜗居》，那只剩下一点不高兴的权利。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连房地产商都担心了。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坦言，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趋势像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非常可怕。

　　2、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中国的教育，除了制造“没头脑”，如今还盛产“不高兴”。产业化教育将中国拖入一场马拉松式的赌局之中，被胁迫加入游戏的皆成输家，坐庄的席卷了所有的财富。全社会处于异常紧张的战争状态，为每年一次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而操劳。到头来，不过是为毕业即失业的大军制造兵源。这个有着几千年重视教育的传统国度，如今“读书无用论”观念又在抬头。得寻良方！

　　3、“看病难”、“看病贵”

　　当年，“以药养医”潘多拉盒子打开时，恐怕没人会想到今日之重灾。“白衣天使”美誉荡然无存。如今，治疗“看病难，看病贵”，看来还没有速效药。

　　新医改方案最核心的内容是，明确强调公共医疗卫生“回归”公益性，以提诊费降药费剑指“以药养医”。不过，不管是以药养医，还是以诊养医，都是换汤不换药。唯有彻底跳出“以患养医”窠臼，由公共财政承担起发展、维护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实现“以公养医”，才可能会是药到病除。

　　4、啥也不敢吃

　　三鹿奶粉破产了。可是，三聚氰胺的阴魂并没散去。中国的食品安全机制到底有“安全”吗？即便食品机制万无一失，但还有不可遏制的是，环境的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老百姓的餐桌。老百姓没有“特供”，只能选择生活在一个如此恐怖的环境中，期待自己免疫力的进化速度超过有毒物质的增加速度。

　　5、“劳动”不再光荣

　　计划经济时代，劳动所得低，那是支持了国家发展；如今劳动所得低，是源自双重挤压，即“税收侵蚀工资”、“利润侵蚀工资”。这还是在支持国家发展，同时还要支持资本家发展，只剩下劳动者自己不发展。仍旧是“穷忙族”。谁要再说“劳动最光荣”，人民群众一定不同意。

　　6、央企高管天价高薪

　　老百姓的工资“被增长”，央企高管的薪水，却是真实上扬。有资料显示，2009年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将超过60万元。老百姓不是不高兴你拿高薪，而是不高兴你靠垄断利润拿高薪。“打工皇帝”唐骏，拿10亿年薪没有人有意见。天价高薪的潜规则在于垄断。理论上，央企是全民所有制，“资产股份化、股份全民化”。这是必须也只能走的唯一一条路。可是，这个“理论”啥时能照进现实？

　　7、没了BT的生活

　　广电总局一声令下，网络江湖尸横遍野。许多年轻人数年来养成的免费下载观看美日韩剧的习惯被拦腰斩断，一时间变得有点无所适从，“没有了BT，叫我怎么活！”这反映了目前中国市场提供的影视产品“跟不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行政手段关得掉BT，却关不掉网友的硬盘。野火烧不尽，   

　　8、一个孩子太孤单了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转变的时候到了。这不单是“421”式家庭的诉求、社会老龄化之忧，也是中国国家战略发展的内在要求。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共识已经达成。“一旦政策放开，人口会失控”恐怕是杞人忧天。

　　9、谁来保卫我的房子

　　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政府主导拆迁引发的典型案例。公众翘首以盼的新拆迁条例，能根除暴力拆迁吗？从根本上，只有改变权力的来源机制，拆迁就不会再度带来血雨腥风。也就是，官员升迁由民众说了算，“公众利益”由公众说了算。

　　10、连“大蒜”都涨价了

　　2009年末，大蒜上演了一场疯狂的“价格传奇”。即将过去的2009年，除了食品价格上涨，水、电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也借资源价格改革展开新一轮上调。

　　尽管水电上调价格之前举行听证会，被认为是尊重民意的重要举措。但是，老百姓面对的是‘涨多少’的选择题，而不是‘涨不涨’的判断题。那能高兴得起来吗？

　　时代周报记者 | 唐明灯

　　躲猫猫

　　云南晋宁看守所发生犯罪嫌疑人李荞明在拘留期间非正常死亡事件，警方公布的死因让人拍案惊奇—嫌犯是在玩“躲猫猫”游戏中不慎身亡。

　　“躲猫猫”在被警方作为致人死命原因后，成了理由荒诞不经、真相晦暗不明的别号，风靡网络。即使后来警方坚称从来没有说“躲猫猫”，也未能阻止“躲猫猫”在2009年风行到底。

　　舆论飙车

　　29岁青年仕途得意，荣任市长，遭遇舆论追问，被指责为舆论飙车。称如果周森锋因舆论压力辞职，换成庸碌无为的“官油子”，究竟是舆论的胜利还是失败？

　　指责如刀，然而习艺不精，逻辑欠奉，剑招笨拙。殊不知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谋。追问是媒体的权利。逼近真相，就是胜利—成败与官员升降无关。

　　温和腐败

　　云南省麻栗坡原县委书记赵仕永，因贪腐被判刑18年。在谈及自己的犯罪行为时， 他称自己收钱“从不损害麻栗坡人民的利益”，是“温和腐败”。

　　赵仕永暗示为官一方，不受贿决无可能。因此“收钱办事”的讲信用贪腐行为，比“不给钱就不办事”的“暴力腐败”品质更佳。其含义是，贪官不但有修养好坏之别，还有人品高下之分。

　　公车带标

　　保定市纪委决定在该市6000辆公车上贴醒目标志，以便公众识别监督。名为“公车带标”。

　　此举风险不小。首先，“公车带标”，治标不治本。其次，措施不受公车驾乘人员欢迎。

　　诱民入罪

　　上海“钓鱼”案，是典型的诱民入罪。特指执法者犯法，刻意设置圈套，引诱、诬陷民众违法并从中渔利的行径。俗语内地叫“钓鱼”，港澳叫“放蛇”。

　　蚁族

　　“蚁族”是聚居在各大城市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形象称谓，是高校扩招的收获，也是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化的结果。仅北京，“蚁族”即超10万之众。

　　灰暗新闻

　　云南26家媒体负责人和记者在今年记者节宣誓：“坚决放弃暴力、血腥、低俗、灰暗的新闻，让新闻更加温暖、更加阳光、更加有力……”

　　“灰暗新闻”招致不懂新闻常识的嘲笑。致力于监督而逼近真相，是新闻的天职，新闻只讲真假，并无黑白之分。有道是：新闻求真相，行止唯客观，本来无色泽，何处染灰暗？

　　空壳博客

　　空壳博客，是官员催生的新事物。为适应网络时代，在政府倡导下，江西官员一度开博成风，意图关心民生，问政于民。

　　后有人发现众多官员博客缺内容，无互动，不更新。空壳博客因此遭遇网民的口水洗礼。

　　网上博客数以亿计，无内容不更新者汗牛充栋，却无空壳博客之名，也沾不上唾沫星子，只因那是私人领地，并不以公的名义招摇过市。

　　裸体官员

　　屡见不鲜的贪官外逃事件，促“裸体官员”诞生。它专指已将配偶、子女、财产转移至境外，而权柄在握的衮衮诸公。

　　深圳市规定：“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其可取之处是，直面 “一把手”和“要害部门”，确为贪腐高发地带，承认“裸体官员”酷爱外逃，易于躲避法律制裁。

　　因公醉死

　　重庆高院规定官员因公醉酒而亡可算工伤。大展仓颉神功，生造了新词“因公醉死”。

　　质疑声中，重庆高院高调鸣冤，称被误解。 然而此前法官言之凿凿。分明是在醉醺醺地高调宣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损公肥私！

　　因而，将这酒臭熏天的规定，视为重庆高院喝高而不省人事的成果，就是公众的除臭剂，法官的醒酒汤。

　　每一次公民行动，都是一堂公民课。以正当的权利抗议不公的权力，在公民大课堂里，我们学习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

　　1、番禺居民理性抵制垃圾焚烧

　　“有关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个项目已经停止。”广州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直截了当地说。12月20日，谭应华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与小区居民面对面交流。丽江花园所在的洛溪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逐渐从城郊荒地发展为庞大的新居民区，聚居于此的大多是中高收入阶层。

　　来自华南板块各小区的约50名业主代表参加座谈会，座谈长达3个多小时。与此同时，在会场外，也有一百多名业主，拉起横幅、举着“反对垃圾焚烧，支持垃圾分类”等标语，并高呼口号声援。谭应华在会上表示：“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

　　谭应华最后呼吁，居民要理性有序地参加陆续安排的座谈会，希望和全区群众一起把番禺建成全国垃圾分类处理的榜样。对于此次与区委书记的对话，不少业主代表都感到满意。丽江花园有业主事后在业主论坛表示：“从这点看，谭应华书记还是抱着听民意的目的来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

　　2009年9月份，番禺拟建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消息传遍网络，一场质疑建厂的自发签名行动也在各受影响小区展开。番禺的业主最初的共识是走行政程序表达诉求。他们征集签名，到各政府部门信访，足迹遍布番禺区园林局、区政府、华南科研所、市环卫局、市府、省府。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一切都有序进行着。

　　10月30日，番禺区政府召开了解释垃圾焚烧疑问的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量大幅增加。一场因垃圾处理而起的公共政策危机酿成。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国内135家报纸的监测，中央级媒体、市场化媒体、地方媒体11月份关于番禺“垃圾门”的报道篇数，分别是10月的3倍、9倍和6倍。同时，有消息说：鉴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原因，番禺房屋成交量自2009年9月份以来下滑了二到三成。

　　随着事件的推进，垃圾焚烧背后的利益链也浮出水面。11月22日，广州市环卫局原局长、现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坚称“推行垃圾焚烧发电坚定不移”。11月23日，近千名华南板块小区业主、会江村村民，在没有互相邀约的情况下，来到了城管委和市政府门前“散步”。

　　随后，吕志毅被网帖曝光其弟吕志平是垃圾焚烧特许经营方广日集团部门负责人。吕志毅先生除了感情充沛地评价其“胡说八道”之外，只是表示“今后再说”。正在“吕志平”进入公众视野，但未确认身份之际，广日集团旗下某企业官方网站上的一则《通知》突然被删改，“吕志平”在“组委会成员”的名单里神秘地消失。

　　12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四套班子联合发布 《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方案(讨论意见稿)》，表示对于垃圾处理方式和垃圾处理项目选址，番禺区将重新进行讨论和论证，即日起开展全民大讨论。近三个月的维权总算有了阶段性突破。

　　2、责任型网民“问政”

　　1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丽洁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并提出辞职。她的出事，源自一则网帖曝光“贫困县女检察长开百万豪车”。

　　2009年，互联网来到中国的第15个年头，3.38亿网民构成的网络社区使中国开始进入“网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央视新址火灾、“天价烟”周久耕、杭州“欺实马”、云南“躲猫猫”、贵州习水“嫖宿幼女”、上海“钓鱼”执法……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网络问责、网络反腐的威力日益显现，一个强大的群体—责任型网民—正在形成。

　　中国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明显感到了陡然增加的舆论压力。“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应诞生。因“躲猫猫”案而为网民熟知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他举例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近年来的网络舆情亦表明，政府“揭盖子”有利于培养理性、可对话的网民，也就是责任型的网民。

　　3、50名中国“气候公民”赴会哥本哈根

　　气候，在2009年是敏感的词汇，已经成为政治家、商人、农民、小贩都要关心的问题。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研究成果：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更多是一场灾难，而中国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国家之一。

　　地球是如此脆弱不堪，“气候公民”将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人们已经开始用行动拯救地球：“熄灯一小时”活动依旧在全球继续开展，它寓意着减少碳排放、遏制全球变暖是人们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在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到来之际，50多名中国青年气候使者从全球各地陆续飞抵哥本哈根。这也是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首次最大规模出现的中国青年环保志愿者形象。他们的任务是，发出中国的声音，以行动表达中国普通公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

　　尽管被期望过高的哥本哈根大会，总难免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收场。这些公民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仍在，也必将持续发挥效力。因为这背后有一个清醒的告诫在传递：今天不做气候公民，明天要做气候难民。

　　4、冯崇义起诉广州海关“禁书”

　　6月5日上午，学者冯崇义在从香港进入广州天河车站海关的例行检查时，被海关工作人员查扣书籍。被查扣的是11本购自香港的学术著作。海关的查验记录称所扣留的书籍涉嫌违禁印刷品。当冯崇义要求海关公示禁书目录及具体依据时，海关称这是保密的。

　　冯崇义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书均是香港正规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这些书大多是由中国国内学者撰写或编著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港台地区出版。而且对自己专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沟通宣告失败。一个半月之后，冯崇义再次来到广州天河车站海关交涉。最终，他要回了4本，但其余7本书仍被查扣。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海外购买的某些书籍，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却因涉嫌违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但冯崇义选择了打官司，冯崇义把广州天河车站海关告上广州市中级法院，要求海关撤销收缴决定并公开道歉。海关扣书行为有无法律依据？没有公开的内部文件，能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海关审查禁书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否公布于众？

　　5、公民“倒逼”政府信息公开

　　2009年1月7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信息以及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1月21日，财政部给严义明律师作出了书面回复。这份回执提出，中央预算、决算草案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查和批准。在批准前不宜对外公开。

　　王清，河南省南阳市的普通公民，他向该市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其依法公开本单位上年度“三公消费”信息。在花去自己2009年6个月的全部业余时间和工资收入，也用尽法律救济手段后，终于在8月份拿到最后一份回复。王清说，这181份回复敷衍塞责，未能反映“三公消费”的实质内容。

　　相比于严义明和王清，李德涛要“幸运”得多。他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了公开政府部门财政预算的申请，从而促成广州市财政局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10月底主动在网站上公开114个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引发全国舆论的一片喝彩声。李德涛被公众亲切地称为“民间查账人”。

　　正是一些政府部门公开信息不积极，才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尽管，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尽管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 现实表明，政府信息公开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6、陈云飞用行为艺术呼吁官员财产公开

　　陈云飞，四川省成都市居民。2009年，他在从事一项非常简单的行为艺术，每上街时就在背上别一张纸，写着“请官员公布财产，虚心接受百姓监督”。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温馨提示：“请公仆您不要对主人动粗哦。”

　　当前，官员个人家庭财产公开已经是国民关注的焦点。全国“两会”都有提案，国民呼声鼎沸。但是，因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强力阻挠，而无法实行。新华网曾报道，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王全杰教授专项调查显示，97%的官员反对个人家庭财产公开。至今，在世界各国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化的今天，中国仍然无法与国际接轨，尚处于诸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的无限尝试中。公众依循“国际惯例”的合法诉求，倒是引来官员恼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请老百姓先公布财产？

　　7、“倒钩案”中的公民抗争

　　10月14日晚上7时许，上海一公司18岁司机孙中界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好心搭载路人，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孙中界挥刀断指欲证清白，引发关注。9月8日下午，外资企业员工张晖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和此前大多数被“钓”车主不一样，他们在愤怒之后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不但上网控诉，还坚决诉诸法律，明知此前无人胜诉，依然义无反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郝劲松挺身而出，无偿为孙中界和张晖担任公民代理人。网络的力量与传统媒体的介入，公权力“钓鱼执法”成为全国性公共事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上海倒钩执法案终于有了转机。断指明志的孙中界，最终找回了清白，张晖无端招致的行政处罚也得以撤销。上海市浦东区政府公开道歉。

　　8、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公民调查

　　“5·12”四川大地震即将一周年之际，艾未未和他的志愿者团队“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整理工作接近尾声。尽管活动受到种种阻碍，艾未未还是统计到了四川100多所学校5200多个遇难学生的名单，接近官方宣布的失踪学生共有5335名的数字。

　　这一完全自费的公民调查行动启动于2008年12月15日，在多次向四川省政府民政、公安和教育机构要求公布死亡学生人数及名单遭到拒绝的情况下，艾未未们通过网络信息线索，对地震重灾区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艾未未说，这次活动首先是一次“自我教育”，使参与者作为公民实践社会责任、权力和对事实的追求。同时，他们的调查代表着他们“拒绝遗忘”。“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

　　9、结石宝宝家长维权

　　11月20日，“三聚氰胺事件”的主角三鹿集团破产终结。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书显示，三鹿在优先偿还员工工资、社保、抵押债权等之后，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而“结石宝宝”赔偿即被纳入普通债权之列。在历时一年才获准立案索赔的结石宝宝们，被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无法再从三鹿或其他渠道获得任何赔偿。

　　根据卫生部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时的数据，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4万人，其中死亡6人。还没包括后来演变成重症甚至死亡的患儿，其相应的一次性补偿方案也未见披露。

　　一年多来，结石宝宝一直需要向有关部门证明自身是受害者。家长互相帮助，分享信息，努力寻找申诉正当权益的渠道。但是，结石宝宝的家长团在天涯论坛发表声明表示：“我们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向法律伸出求助之手，可是我们始终被排斥在人民法院的大门外。今年3月份，最高法院副院长曾在网上公开表示：可以受理三鹿的案件，可是各级地方法院仍然不受理我们的案件，石家庄与北京两市的法院受理的几起案件，直到现在仍没开庭。而其他地方的法院，竟然连受理的姿态都不舍得摆出来。”

　　一桩食品安全事故似乎落幕了，但在受害者那里远未结束。

　　10、草根NGO的力量

　　有没有可能利用上万人参与音乐节的机会，推进垃圾分类呢？2009年5月1日

　　至3日，在四川成都刚建好的公园里，民间环保组织“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与60名大学生志愿者便做起了这个“时尚垃圾分类”试验。在“5·12”大地震的集中亮相后，2009年，中国的草根NGO继续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业界不乏对草根NGO专业度与公信力的猜度与质疑，不过，对中国而言毕竟是成长的力量。不妨多一点宽容。尽管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匮乏，困厄中的草根NGO仍在靠行动赢得一片天。

　　时代周报评论员 | 李铁

　　1.“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河南郑州一块建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别墅。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的采访，先是抱怨“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之后再出惊世一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人民日报发文谴责逯军居然公然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是可忍党不可忍，结果就是逯军被党停职调查。

　　2.“在当前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律师必须顾大局”

　　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林育均召开“主城九区律师工作座谈会”，要求律师在打黑中顾大局。

　　水门事件开始穿帮的时候，尼克松的幕僚找到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要他顾大局，放总统一马。可这位总统的直接下属偏偏不顾大局，而且那些法官、议员、联邦调查局啥的，也都不顾大局，他们只认一个东西：法律！

　　3.“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

　　“11·21”鹤岗特大矿难，108个生命死亡或失踪。国家安监总局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 但此次事故的官方新闻发言人张金光对此事眼光独到：“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528人有420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应该是主流。”原来一百多个死者是非主流，连黑格尔都得佩服张部长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悲剧变成喜剧的高超辩证法。

　　4.“你是哪个单位的？”

　　10月10日，网上贴出了一份对全运会跳水比赛12块金牌的预测，赛后完全应验。当有记者质疑周继红是否内定金牌的时候，周冷不丁问了一句“你是哪个单位的？”一般来说，这个问法都是强势人物被记者的提问戳到痛处之后的第一反应。

　　5.“这个事不能说得太细”

　　在全国燃油税改革、养路费等取消后，天津仍在收缴，而且不公开收支情况。面对记者的质疑，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的回答是：“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这个事不能说得太细，但此话味比百年茅台，醇厚悠长，值得细细品尝。

　　6.“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

　　广州某次拥堵整治会上，有记者问“封闭车道是否应征询市民意见”，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经理梁建春突然回了一句：“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

　　潜台词大概是这样的：纳税人只管掏钱就是，至于怎么花钱，这个和拉屎一样，是你们管不着的。

　　7.“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

　　2009年3月11日，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掷地有声地发布了他的招商口号。

　　看来政府服务相当到位啊，此君也不怕泄露了高房价的机密。我仿佛看到了廊坊市民哭丧着脸说：“赚了都是他们的，赔了都是我们的。”

　　8.“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两会期间，某政协高官被记者追问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看法，抛出了惊艳一句：“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此话引发了很多老百姓自发上网公布自己的财产，但官员还是没跟上。毕竟，两者行为的风险不是一个级别的。

　　9.“我没时间跟你闲扯”

　　湖北应城市一市民致信市长信箱，质疑该市创建办不实地考察，仅限于网上作答。对此，市长信箱回复称“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

　　看来市长日理万机，就是缺了这一机。不知道是不是临时工代市长回复的。

　　10.“不小心把房子碰倒了”

　　张家口市女市民温春梅的房子，被不明人士砸坏了门窗，她去派出所做了个笔录回来，发现房子塌了一半。当地拆迁办这样解释：“在清理旁边垃圾时不小心碰倒了。”

　　拆迁办内功了得，勿近！